不要脸,不要脸,坚持不要脸。
你黑,我更黑,我更黑黑黑。
就这样,我成功了,成了车主,成了领导,成了请客买单者,成了合同乙方签字负责人,成了在女人床上打滚的烂人。
成功意味着没有了时间。我当然没有忘记那个书店,还有纯洁的他。但半年多来,我们再也没有一次交集。这么说吧,半年,一百八十天,有六十天,我在外地拜访客户,或者请客户游山玩水玩女人;有六十天,在公司里加班到天亮,讨论方案,修改稿子,精疲力尽睡在格子间下面;剩下的六十天时间,倒没那么悲催,吃喝玩乐、花天酒地,不是我勾引别人,就是别人勾引我,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凌晨两点后才罢休(因为酒吧都是凌晨两点打烊)。这狂欢六十天,有三十天以上不是睡在酒店里,就是睡在女人的家里。
有一次,半夜,我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按开灯,看到两只硕大的老鼠在床上吱吱叫。它们也不怕我,仿佛这是它们的床,一前一后,嬉戏的样子,像在求欢。这让我想起,我刚来这个城市时的第一份工作,在医院里编黄色小报,就经常找一些夫妻做爱的技巧文章。两者好像没什么关联,但却我莫名难过起来,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他妈的好荒唐。
我下到一楼,看着关闭着的书店,情不自禁地轻轻叩了下玻璃窗。无人应。我看到门与窗之间的墙上,钉着一副新招牌:旧天堂。三个字是用木棍拼起的。木棍钉在板上,板钉在墙上。趁着亮光,还看到,木板右下角用毛笔写着营业时间: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一点。
那晚我在楼下没呆到十分钟,困意就上来了。回到小屋,赶走老鼠,定好闹钟,呼呼大睡。更多的客户、单子、女人等着我去消灭,瞬间的感触,一文不值,就是一个屁,放出来完了就完了。
只是没想到的是,等我再一次想起书店和他的时候。一切都完了。消失了。有人说他是出家了。我认为是死了。但不管是出家,还是死,真的就像放了一个屁。轻得没一点重量,甚至,连点臭味都没有。
二大榕树说
我就是书店门口那棵树啦。大榕树,枝叶茂密,根系发达;下雨的时候,可以在我下面躲雨,大太阳的时候,可以在我下面乘凉;还可以在我下面摆摊,烧烤,啤酒,喝醉了唱歌跳舞;深夜,人们散去,还可以靠在我身上,男女抱着接吻、抚摸。都可以,我乐意看到人间处处欢乐。
可是,我现在看不到了。我现在只剩下一截埋在土里的树根,水泥盖着我,呼吸都困难,简直可以用“垂死”二字来形容。
我的上半身怎么没了呢?还不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国际化城市。这么好端端的一个小区,三十年历史啦(我也就是三十年前就来到这里的)。房屋不高、间距宽敞、绿树成荫、邻里和睦,干吗非得拆掉重建呢?真搞不懂。
拆掉重建,一开始是很多人反对的。他们选出代表到管理处闹过,还打过横幅,上过报纸。我想,这些人还是重感情的,念旧的,心里很高兴。
其实我傻。他们到管理处闹,打横幅反对,是因为房地产商给的补偿太少,他们要一比二的面积补偿,还要送精装修和终身免物业管理费。房地产商只答应一比一点五。
我以为他们真的是念旧,是留恋这份延续了三十年的生活气息和共同记忆。屁哦。
谈判谈了两个月,就达成了协定。一比一点六的面积补偿,终身免物业管理费。
协定一达成,反对的横幅改成了“热烈庆祝我市首个旧城改造项目正式启动”。电视台来采访,居民脸上堆着亲切的笑容。
旧城改造规划时间是五年。但我是第一个被改造的。按理说,大家都有保护意识,我顶多是被迁移走,不至于牺牲。谁知,开放商一队人在勘测时,一个大胖子说,整个小区五十多棵树中,就数我的根部最庞大,碗口大的根须吃到建筑下了,不移植,会影响到规划,移植,工程会很大,预算要增加……唧唧歪歪的话说了一堆,最后胖子潇洒地挥了下手,轻声说了句,无所谓啦。
无所谓让我有所谓。没有人开会讨论,没有人声张反对。一把电锯让我从此深埋地下,一瓢水泥稠浆让我从此呼吸困难。
在黑暗的世界里,我只能靠着回忆维持最后的生命。
所以,我想同你们说说“旧天堂”。
毕竟,那三个字就是从我身上折下的木条。想起那些木条,我就觉得自己还活在光明世界里。
他上午出去收书,下午回来营业。有个习惯,下午开门,头一件事,是把收到的书从袋子里取出来,码上书架,这个过程很快的,因为他在收书的时候就已经暗地分好类了。那天却没有直接码书,而是打了个电话。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歪靠在书架上,边打电话,边瞅着书,很高兴的样子。
电话打完后,啥事没发生。第二天下午两点,一个女孩出现了。白T恤,牛仔裤,头发扎得高高的,长得蛮漂亮。他从桌子下拿出那本厚书,交给女孩。两人说着笑着,走出来,坐在我的树荫下。
那本书叫《丛林故事》,封面上写着罗德亚德·吉卜林,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大家,童话小说巨匠。
看到头发扎得高高,我想起,之前,这个女孩来过一次书店,也是下午两点多的样子。每次来,看她眼神,都好像没睡够似的,泡着个眼,脸上血色也不多。那天,女孩在书架上转了一圈,然后给他留下一个纸条,想必那纸条上就是“丛林故事”这四个字。
一个爱看童话书的女孩,好少见。
他是单身啦。至少这么多年我没见过他有女朋友。他第一次追着人出门,喊住她,问她的电话是多少。女孩又在纸条上补了一行字。女孩走了,他半天没回过神,依依不舍的样子。鬼都看得出,这小子动了芳心。
难怪,找到《丛林故事》后,他那么开心。
两人就这么认识了。后来我看到的是,隔三岔五,下午两点多的样子,女孩来书店,取不同的童话书。他们蛮聊得来,总是走出书店,在树荫下依依送别。
过了很久,有一个晚上,女孩破天荒地出现在书店门口,那天晚上好像都快过了十二点了吧。书店没关门,好像特意在等她。换了个人似的,她打扮得好妖艳,短裙、高跟鞋、头发打着卷,从背后就可以猜得到她肯定还化着浓妆。他们搬着凳子,坐在树荫下。我闻到浓浓的香水味。听他们一聊,事情明白了一大半。
这个女孩是夜总会里的“公主”,站在门口迎接宾客,帮人点歌,拿小费。通宵工作。我们伟大的书店老板,早就摸清了情况。一次跟踪就够了。几个月的交往中,他不停地鼓励女孩辞去夜总会工作,找个白天上班的工作,再报个大专班,两年后拿个文凭,比什么都好。女孩被说动了。他当天就帮她报了名,交了一年的学费。“公主”连夜把职辞了。
就这样,女孩找到了一家外贸公司,做前台,晚上上夜校。他们自然成了一对,情投意合。书店生意好不好,我不晓得,但那段时间,他的脸上是笑眯眯的。两年后,女孩还真拿到了大专文凭,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上班第一天,黑西裤黑西装,一身利索。
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在我身上折下一堆小木棍,在木板上钉出“旧天堂”三个字。
他说,这个店名,他早想好了。就是想等到一个心爱的人,一起把它挂上去。
女孩在律师事务所当的是律师助理。
就是这个助理当坏了事。不出一周,女孩就开始不准点地出现在书店里。接着,一个月后,就压根看不到人啦。
这个城市很多事情,变化得比台风还无常。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要来,结果影都没有。书店老板和律师助理的爱情,也是这样,眼看呼之欲出,结果,影都没有。
律师助理有了更好的出息,丢下一个灯影暗淡下的瘦男人。
恢复单身的瘦男人,倒没看出他有多伤心,或者消沉。照旧,上午收书,下午营业。我经常看到他打女孩的电话,手握一本书,花花绿绿的封面,无疑还是童话书。有时见他和女孩通着电话,但都很短暂。有时候,看他皱着个眉头,然后把手机合上,十有八九是对方没接。没接,没关系,他把书名发短信告诉她。
女孩始终没有来拿她的童话书。那些童话书被藏在桌子下,被我们的痴心爱人用牛皮纸包着,谁也不卖。
他们俩的事,我能讲的,就这么多。
后来,女孩是否回心转意,是否回来取她的童话书,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被埋到了地下。
三准爸爸说
今天我辞职了。昨天,我还是一家新闻周刊的记者、主笔,负责封面报道的专题策划、统筹。这本全彩色铜版纸杂志,收益很好,记者的工资高过同城党报、都市报。但我厌烦了。我不想贯彻主编的三项基本原则:要么揭秘,要么娱乐,如果这两个都不靠,那就实惠点,换点广告创点收。我不想让每条新闻都被改成《××行业大揭秘》、《××骗局大起底》,我也不想采访每个名人都绕着弯子问,你和那个明星是怎么回事。
回顾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我问自己,策划的专题报道,大大小小,近百个,有哪个是可以留底欣赏的?没有。
在我辞职之前,有个报道,我想“做一回自己”。因为,我马上要当父亲了,我不想天天唯唯诺诺地过着。我想给未来的孩子做个榜样。
这个报道就是“旧天堂”事件。提交选题时,我说,这三万本书,扫地出门,扔在地上,天一下雨,全部泡汤,要报道,拯救这三万本书,关注民营书店的生存;可以不发封面报道,但至少可以发阅读版。
主编说话很犀利:咱们周刊确实有阅读版,但那都是书商给钱买的版面。要搞文化,也可以,但,钟二毛,我问你,每天多少本新书出来,有哪本书是必读不可的?有哪本书是必报道不可的?没有!没有利益关系的书,我们为啥给他做宣传?任何版面都是钱,版面也是生产力。当然,也包括阅读版。
主编顿了顿,又呵呵地笑着说,当然,也可以破例搞一回,但你要想一个问题,报道出去了,万一没有人响应,拯救不了怎么办?这涉及到我们杂志的影响力。影响力也是生产力。所以,我要一个圆满。你能圆满,就去报道。
好。我豁出去了。不管怎样,我都要把这个事搞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