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在张惠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和发挥,提出如果能“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使词境浑然一体,寄托而不露痕迹,蕴藉深厚,则可做到“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周济所论“寄托”不同于张惠言所要求的“感士不遇”和“忠爱之忱”,而认为词中所寄应是时事盛衰之感慨,与张炎“骚雅”说所主张的词应含蓄蕴藉,有言外之意,应于其中寄托家国盛衰之感的观点是相同的。此外,周济以“空”、“实”论词,亦是受到张炎“清空与质实”说的影响。如周济以“空”、“实”论南北宋之词风,认为: 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且无寄托也(《介存斋论词杂著》) 又如以“空”、“实”论学词:“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介存斋论词杂著》)尽管周济对“空”、“实”所持观点与张炎并不尽相同,但明显受到了张炎“清空与质实”说一定程度的影响。 至晚清,蒋敦复、刘熙载、沈祥龙、谭献等人继续发展了“寄托”说。蒋敦复论咏物词曰:“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芬陀利室丛话》),重词中之“寄托”。刘熙载则认为“词之兴观群怨不下于诗”(《词概》),强调词之社会功能。论词之言“情”时,肯定词之“缘情”,但情要正,要有节制,要合于礼。沈祥龙认为,词之“大小”,应看其能否“伤时感事”、“与《风》、《骚》同旨”。(《论词随笔》)谭献则以“折中柔厚”论词,云“柔厚折衷于诗教”(《箧中词》续编卷四),认为情应有节制,要合于“温柔敦厚”之原则。因此,他赞赏“婉约”、“幽窈”、“怨而不怒”之词,而不满于慷慨、直率、粗豪之词,这也与张炎对于辛、刘之豪气词不满,而推赏和雅清丽、婉转蕴蓄、具中和之美的词的态度是颇为一致的。 陈廷焯选词以“骚雅”为尚,称“是集(《云韶集》)所选艳词,皆以婉雅为宗”(《词坛丛话》),对于艳词,他认为“词虽不避艳冶,亦不可流于秽亵”,应去浮艳淫秽,能“挽扶风教”(陈廷焯《词坛丛话》),与张炎对于艳词的观点如出一辙。陈廷焯提出了“沉郁”说,所言“沉郁”实际是张炎“骚雅”观的秉承和发挥。首先,词可借草木等抒情表意,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皆可寄慨其中,这与张炎“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州之泪,一寓于词”(《赋情》)的观点是相同的。其次,在表现形式上,应委婉曲折、含蓄蕴藉,即要采用“比兴”的手法,表言外之意。这与张炎所要求的“调感怆于融会中”、“得言外意”(《离情》)、于词中运用诗骚的比兴手法也是一致的。再次,应能于词中“见性情之厚”,词写哀怨之情,但必须做到性情“忠厚”,也即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合乎传统“温柔敦厚”之诗教观。如评姜夔词“雅矣,正矣”,“清虚骚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白雨斋词话》)。这也是对张炎的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赋情》)观点的继承和改造。所以说,陈廷焯的词学思想汲取了张炎词论的精华。 常州词派的论词主“寄托”,重视词的社会功用,追求词之深蕴,与张炎《词源》所云“骚雅”是一致的,可以说,常州词派在这一点上是具有张炎词论之余韵的。 参考文献 [1]张炎著.夏承焘校注.郭绍虞主编.《词源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2]杨海明.《张炎词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10月 (作者单位: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