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非子》中征引了远古传闻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史料，通过征引阐发了自己对于君臣关系问题的思考，同时由于时代特征与士人身份的双重作用，这种对于君臣关系问题的思考又有着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特征。

　　关键词：《韩非子》征引文化特色君臣关系

　　韩非子强调验证，他在《解老》中借用“愚之首”的故事来强调“缘理好情实”的思想倾向，司马迁也说韩非“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韩非子大量引用历史史实来进行说理，通过分析《韩非子》征引内容的倾向以及据此而做的阐发，我们可以考察韩非子对于君臣关系问题所做的思考。

　　一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韩非子》中征引的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上古圣王传闻、春秋时代的历史史实、战国时代的史实以及口耳流传的故事。从《韩非子》对征引内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对征引内容有着自己的心理期待视野，有着自己的主观性选择和评价，只有是与自己观点相一致，或者有利于阐发本派观点的史实才会被引入著作中，按照故事体现的意旨可以把《韩非子》征引内容分为“令德”“明智”“篡弑”“无道”“嘉言”五种，通过统计，我们发现在这些分类中，有两类故事比重较大，一是篡弑，一是明智。从这两类比例较大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韩非子思想的价值倾向：《韩非子》对于篡弑及士人问题比较关注。而这两类主题在最终旨归上其实是一致的，统一于他的君臣关系理念当中。

　　二

　　通过征引，韩非子对君主以及作为臣下的法术之士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以求达到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状态。

　　《韩非子》征引故事中，多是权臣篡位、国君亡国身灭的故事。具有典型意义的故事会在不同的篇章中多次出现，所阐发的意旨大体相同，如在《二柄》《扬权》《奸劫弑臣》《喻老》等篇中多次提及的“田常篡齐”的故事，最终旨归基本上是要限制臣下权利，加强君主权利，布德于下。韩非子从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中看到，“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在《亡征》所列举的四十七个亡征中，首列“权轻而臣重”。所以在他的政治理念当中，君臣之间的关系抹除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蒙上了一层功利色彩，显现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冲突。“群臣皆有阳虎之心”，“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他从春秋时代大量的篡弑事例中发现，诸侯国混乱局面的出现，是臣下权力过大而弑君的直接结果，“晋用六卿而国分”，不同的故事在《韩非子》中所阐发的意旨也大体相同，如多次提及的是田成弑简公而伐齐、晋六卿弑厉公而分晋的故事，如《韩非子·二柄第七》是说明“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韩非子·扬权第八》是说明“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是说明“主孤於上而臣成党於下”。《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是说明“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都是要限制臣下的权利，加强君主权利，布德于下。

　　韩非子从维护国家稳定统一秩序的前提出发，认为“利在私家而威在群臣”是最为危险的，《韩非子·奸劫弑臣》通过崔杼弑杀齐庄公的故事，指斥人主若无法术，将使大臣得势擅权，最终会造成人主的劫杀死亡，而被劫持驱逐的忧惧痛苦更甚于身体的病痛或猝死。要防止臣弑君局面的出现，就必须要限制臣下权力，避免其过于膨胀，以保持君主的绝对权威，“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因此，他从历史借鉴中总结理论基点，强调要君主依恃术与势以御下。君主必须要运用一定的治术来稳固自己的权力，《难四》在征引了齐景公囚阳虎的事例之后，提出“臣之忠诈，在君所行也。君明而严则群臣忠，君懦而闇则群臣诈”。为此，他提出了君主预防、限制、控制臣下权力过大的主张，为君主加强政治统治提出一己之见。

　　除了强调君主要法术势结合来控制臣下外，韩非还特别提出了士人问题，当然，在韩非子眼中，士人也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必须是法治之士，纵横家、儒家在他那是受批判的对象。“今人主非肯用法术之士，听愚不肖之臣，则贤智之士孰敢当三子之危而进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乱也。”提出了法术之士的作用以及不用法术之士的危害。在韩非看来，抑制奸臣、尊主安国的利器，就是法术之士，“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也”，在《亡征》篇列举了众多亡征之后，言君主重用“服术行法”之士的必要，“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韩非子对于士人问题的关注，与他的政治观念是一致的，他激愤正直且有才能之士不得重用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于对权奸重臣的鞭挞。除在《说难》《孤愤》中明确说明作为士人的无奈与不得重用的愤懑之外，他还通过大量的例证来进一步表明观点。“昔关龙逢说桀而伤其四肢，王子比干谏纣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此三子者，为人臣非不忠而说非不当也，然不免于死亡之患者，主不查贤智之言而避于愚不肖之患也。”正是权臣重臣的蒙蔽，才使得法治之士不能为主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