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晚清狎邪小说中的上海镜像

　　在晚清文学中，狎邪小说占据一定地位。从文学类型来评价，晚清文学中狎邪小说的艺术成就与其他文学类型相比较略胜一筹。作为晚清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狎邪小说中对于上海的文化构建与形象笔墨较多。可以说，从文学角度来讲，狎邪小说是深层次窥探上海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究其原因，中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带来的多元文化，为上海提供了一个宽容、开放的城市氛围，狎邪小说中所描写的欲望在此找到最宽广、自由、合适的表达空间。

　　狎邪小说：窥探上海多元文化的窗口

　　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后来有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不少学者都把近代上海的发展看成是殖民化和现代化的共进过程。李洪华就曾指出，“虽然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和掠夺给上海带来了无法抹去的屈辱和伤痛，但是中西文化的交融客观上也促进了上海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畸形发展。”[1]晚清文学中，上海的独特的面貌在文学中多有展现。“上海地方，乃商贾麋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船往来，百货输转”“于是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成了第一个热闹所在……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目不暇晷。”[2]在当时的很多作品表现中，上海首先都被描述成一个繁华的都会。显然，晚清发展起来的上海必然含有一些异质因素，这种异质因素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西化。无论说成是殖民化的结果，还是现代化的推进，近代上海西风之炽远盛于其他城市。

　　狎邪小说即是透视上海西化的一个窗口。由于题材的关系，狎邪小说在对西方的关注角度会有所不同。在狎邪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洋物，体现更多的是西方物事的大量引进带来了人们基本生活方式的改变。妓女的房间往往都具备典型的西方色彩，《海上繁华梦》中的屠少霞为阿珍置办的东西就有外国丝袜，外国花边淡粉色汗衫；幼安和少牧到上海还置办了千里镜，八音琴等西方的工巧玩意。而且外国枕套，香水，外国梳妆台，外国椅子等也成了妓女和官太太房内的必要装饰。士绅老爷们也会穿着外国皮鞋，穿洋衣，戴着洋表。在饮食上，西方的大菜走进了妓女和士人，商贾的日常交际生活。

　　除了西化，反观狎邪小说，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东方痕迹。从物质层面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还保有很多传统的习惯。对待西方，一些传统文人甚至还会有一种拒斥的态度。《海上繁华梦》中，风流倜傥的杜少牧到了上海，遇见了家里的故交方端生，老先生就对后辈教导几句，“上海目今讲西学的人很多，你休要走错了路”看见少牧穿洋装，又来了一句“你这穿的什么衣服？好好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着这样不成器的东西。”[4]而且在风俗上，我们还能看到中国本土的文化景观。《海上繁华梦》中，七月，妓女和恩客们都去参加上海的盂兰盆节。无论是妓女，还是公子老爷们，他们都继承了传统中国的鬼神文化。

　　此外，在妓女和恩客的感情上，我们还可以发现东方式的爱恋。《海上花列传》中是张爱玲推崇备至的一部小说，里面尤其动人的李漱芳和陶玉甫的爱情故事。玉甫和淑芳一见钟情，玉甫想要把淑芳娶为正室，而却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对。忧心忡忡的淑芳染上了肺病，不久就抑郁而终，留下伤心的玉甫久久不能忘怀。中国式的家庭观念，中国式的苦命鸳鸯。王德威说，“《海上花列传》将上海特有的大都市气息与地缘色彩熔于一炉，形成一种‘都市的地方色彩’，当是开启后世所谓‘海派’文学先河之作。”[5]从这个角度讲，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一些狎邪小说确实构建了上海的本土形象。

　　上海：狎邪小说发展的欲望空间

　　晚清时期的上海，有着明显融合的痕迹。在中西方化的交汇中，上海呈现的色彩是斑驳的，多元的文化和移民而来的不同人群为上海提供了一个宽容、开放的城市氛围，欲望在此找到最广的表达空间。

　　王德威在评价狎邪小说时，指出“他显示出一个社会沉迷于欲望与被欲望的双重游戏。情色是此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原料，但并非脱胎自肉体感官的描写；它自有一套言情说爱的方法。”[6]妓院，作为一个特殊的场所，它的很重要的欲望表现就是爱与性。它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既可以谈情说爱，又可以发泄欲望。晚清狎邪小说并不赤裸裸的表现性行为，但是也不回避人的本能。《海上花列传》中的沈小红也会找戏子，《海上繁华梦》中的颜如玉，巫楚云也会倒贴钱，去维持与玉树临风的潘少安的关系。《孽海花》中对此表现更加直白、有力。年轻貌美的傅彩云是个不安分的角色，她大胆的表现自己的情欲，可以义正辞严地同金雯清进行辩驳。

　　在狎邪小说欲望的表现上，我们还能发现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源头。狎邪小说中，妓女和恩客可以一起听戏，一起狂公园，一起逛四马路。可以说，妓院和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互相指涉的效果。妓院这个具有游戏、消遣、表达欲望的场所，本身就是上海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突显也必然会引起某种心理的反弹。晚清文学中就出现了对上海一种带有道德罪恶感的指责。

　　《海上繁花梦》中开篇即有“即以上海一隅而论，自道光二十六年泰西开埠通商以来，洋场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说不了的是金迷纸醉。在司空见惯的，尚能心猿紧缚，意马牢拴，视之如过眼烟云，漠然不动；而客里游人以及青年子弟，处此花花世界，难免不意乱心迷，小之则荡产倾家，大之则伤身害命。何况人烟既盛，良莠不齐，诈伪丛生，是非百出。所以烟花之地，实又荆棘之场，陷溺实多，误人非浅。”[7]这一段话即可以称中国士人一种典型的上海想象。陈思和在《论海派文学的传统》中探讨了海派文学的两种传统，一种就是以繁华和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8]晚清文学对上海的构建大体遵循的就是这一种传统。在狎邪小说中，这种暧昧不清的看法可以说成是既接受又排斥，既向往又厌恶。

　　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各种文字中，对于上海道德厌恶的想象，其根基在于对上海作为‘飞地’的看法并与上海物质文明的繁荣相关……表现出作者们对中国文化价值被摧毁与西方物质文明建立的一种恐惧。”[9]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作为西方文明的代替品所产生的心理投影。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上海的罪恶描述中，有一种对都市的恐惧倾向。这种恐惧，不一定是完全针对西方，而更大程度上是对乡土中国的担忧。都市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包容体，它改变了传统中国人与人的某些交往法则，也冲击着既定的伦理与道德秩序。立足于乡土的作家，很容易就能发现都市这个庞然大物的一些弊病。比如，现代作家中的沈从文，就有对都市文明病的深切思考。在狎邪小说中，对都市文明的表现和反思都不深刻，但是依然看到都市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威胁的一面。《海上繁花梦》中的杜少牧就是一个在上海这个大熔炉中沉迷，堕落，直至消亡的个体。应该说对都市欲望和罪恶描写是紧密相关的。这体现了传统中国对欲望的一种审视。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传统中国习惯压制到一个很低的一个层面。

　　墨菲说：“上海连同它百年来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10]狎邪小说确实展现了上海的一部分图景，但是，狎邪小说中的上海是不够完整的。与很多政治小说把上海与国家作为整体想象不同，狭邪小说中的上海构建并不那么宏大。它基本上展现的是一个日常的上海，娱乐的上海，纸醉金迷的上海。它都是在妓女和公子们的日常生活中，展现上海这个城市的独特面貌。这与狎邪小说特定的题材还有转型时期的文人心态有很大关系。在中西文明交汇，思想相对自由的上海，狎邪小说提供的是一种避世，纵情，逍遥的人生情态。在现代文学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描写的影子。无论刘呐鸥等人笔下摩登，装饰，消遣的上海，还是张爱玲笔下平常，细腻，悠长的上海，都可以在狎邪小说中找到某种对应。从这点上看，狎邪小说也有其功不可没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李洪华.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2]李伯元.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

　　[3]李洪华.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4][7]孙家振.海上繁花梦[M].济南：齐鲁书社，2009.

　　[5][6]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1.

　　[9]张鸿声.晚清文学中的上海叙述[J].学术论坛，2009，1.

　　[10]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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