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性描写的多重文化内涵(2)

　　二.讽刺宗法文化的双重矛盾性

　　宗法文化由宗法制度及其思想与儒学思想结合而形成，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几千年来，宗法文化以其强大的威慑力干预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看似不可一世，其实它自身充满了矛盾。这主要体现在宗法文化的自我矛盾即儒家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自相矛盾和他我矛盾即儒家宗法与人性的矛盾上。

　　一直以来，女性身体是受宗法文化的双重规范的。一方面，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一旦结婚，她的整个身体就只属于丈夫一个人，但有时为了延续香火，又不得不在家人的安排下“借种”，将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另一个男人面前。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化观念让女性无所适从，白赵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白孝义通过“借种”完成家族使命的过程中，婆婆白赵氏一面亲手安排孙儿媳“借种”，一面又本能的厌恶鄙视她。“当三媳妇的肚子一天天隆起时，白赵氏对她的厌恶也一天天增长，几乎不用正眼瞅那肚子，更不瞅她脸……到麦收后三伏酷暑的闷热气浪里，终于咽了气。”[14]白赵氏的死，归根于她内心的宗法观念。她是传统女性的代表，虔诚地信仰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伦理文化，她自己在这种文化里也生活得好好的。因此，她从未察觉到这种文化有何不妥？一旦支撑自己活了这么多年的信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她就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她既没做好准备去坦然接受这种矛盾，也没有找到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于是，两种自相矛盾的观念在她心里打架，要了她的命。

　　白孝文是白嘉轩最为看重的族长接班人，从小接受着“耕读传家”的教义，他也一直恪守着父亲的教诲。新婚之夜的慌乱和羞耻显示了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禁欲主义、克制等思想在他头脑中的根深蒂固。孰不知，过分的禁欲背后潜伏着纵欲的危机。起初他也怒斥着这个下贱的女人，但真正面对田小娥的肉体诱惑时，他再也把持不住了，他的欲望如久困心牢的野兽，一旦放出便横冲直撞，一发不可收拾。他和小娥的性交往从开始的性无能、畏惧再到后来的贪恋、放纵，就是儒家人格面对性诱惑时难以自制的结果。“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15]寄托着父亲无限希望的白孝文在人性和乡约俗规面前最终还是妥协了，儒家文化再神圣再强大也有其脆弱、不堪一击的一面。

　　陈忠实在谈到《白鹿原》中的性描写时说：“我决定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把性撕开写，用用一种理性的健全的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同时把握一个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16]于是，我们可以通过白孝义媳妇看到女性的身不由己；通过田小娥的性关系网看到当时人际关系的丑恶畸形。可以说，本能的性作为人的深层心理的基础，对人的社会行为具有较强的诱导支配作用。作者为我们工笔描摹封建正统文化下复杂多样的性行为，意在揭露这种文化的不合理性，表明自己对这种文化的态度。

　　三.歌颂女性的觉醒

　　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性文明的发展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封建保守的性如此摧残人性，必然会受到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们的反对和批判。在这方面，首先“揭竿而起”的是明代的李贽，他主张男女平等，自择佳偶。清代的严复则提倡“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所欲。”[17]在他们看来，合理的社会是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让人能自由地去追求满足这种欲望的社会。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提出著名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说，他认为人依次有生理需要、然后是安全、爱与归属、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个需要从低到高，呈金字塔状。生理需求属于最低层需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和欲望。

　　所以当田小娥沦为泡枣工具时，她本能地反抗，后来和黑娃偷情到真心相爱，尽管带有过分的肉欲色彩，但它却是苦难人生中的一种生命需要，合乎人性和人道，符合人自身的发展规律。小娥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一个庄稼人媳妇，所以她抛弃财富，不顾世人眼光，跟着黑娃来到白鹿原。“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18]难怪连鹿冷氏“原先看见她总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忌妒起那个婊子来，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里夜夜都在发羊癫疯似得颤抖。”[19]

　　如果说田小娥的反抗是情之所至，出于一种本能，还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只能依附于男人。那么百灵和鹿兆鹏的性爱则是真正的灵与肉、爱与美的完美结合。五四运动以来，西方性解放说和女性主义的不断传入，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一直以来所遵从的男女两性观念的合理性。多萝西·帕克提在提到《现代女性：失落的性别》时强调“对那些只把女人当作女人看的书，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我的看法是所有的人，女人和男人一样，应该都是被当作人来看。”[20]女人，首先是人，而每个人都是有需求的。百灵进过学堂，接受过新思想，从最初毁掉婚约到后来加入共产党，和恋人鹿兆海的哥哥鹿兆鹏假扮夫妻产生真感情，没有哪一件事在当时看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所以，作者把毫不吝啬地把最美的笔墨给了他们。百灵与鹿兆鹏灵与肉结合的过程唯美浪漫，无一字写性，却和性有关。可以说，百灵算是真正具有独立意志的女性。

　　我在那些密密麻麻书写着节妇烈女的名字与现代西方性解放说之间无法回避，自然陷入一种人的性的合理性思考。”[21]陈忠实在谈这部作品的创作时如是说。作者重点塑造的田小娥和百灵两个女性虽然结局都不完美，却饱含了作者对人的生命意识的探求，呼唤人性，恢复人的主体地位。

　　历来“谈性色变”，所以传统文学大多对性都是论而不述，点到为止。即使有些著作如《金瓶梅》、《水浒传》也是要么赤裸裸写性，要么让性带上政治的脚镣。陈忠实则一反常态，以性为切入点，不刻意为写性而写性，不故意挑逗读者的眼球，而是把性放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这就让性描写有了哲学的意味。可以说，全书的性描写是刻画人物性格和命运所必需的，透过神秘的性，读者窥探到了每个人的心态和社会秘史。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发展的眼光和现代审美意识对我们民族生存空间和民族文化进行整体审视：黄土地接受新文明也藏纳着污垢，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文化的出路在哪里？我想，这是作者也是我们都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1][3][16][21]雷达.《陈忠实研究资料》.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6][7][8][9][11][14][15][17][18][19]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说鱼》.北京：三联书店，1982.

　　[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匡斋尺牍》.北京：三联书店，1982.

　　[4]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白鹿原>评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0][20]（法）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是什么》.北京：文联出版公司，1988.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李银河.《性的问题·福柯与性》.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17]刘达临.《性与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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