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现代京味小说中的老北京平民文化

文化，是人们在一定价值观支配下的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1]。老北京的文化就主要体现在老北京人、语言及礼俗等各个方面，而在现代文学中老舍的京味小说则是充分表现老北京文化的典型。老舍的作品一直是京味文学的代表，在他的作品中除了爱国爱民之情，最突出的就是对北京文化的表现，从中体现出了他与一座城的关系。

　　一、北京人及其生活的艺术

　　（一）平民精神中的贵族气

　　北京历来是皇家贵族的集聚地，因此北京人向来拥有强烈的贵族意识，即使是平民也从骨子里散发出高傲自豪感。北京文学在平民气之外，或者说背后，还有着强烈的贵族气。这种平民精神有一种宽容性和亲和力，它随意自然，纯朴实在大大咧咧，对谁都一团和气，但骨子里又有一种自尊、刚毅和高傲[2]。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贵族气有一种高雅大方的“王气”，他作品中的老派北京市民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市民，他乐天知足，脾气好，够朋友，善于与人相处。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连北京的永定门都没出过，但他却坚信，世界的中心是北平，他们可以毫不顾忌地蔑视走遍天下的人。《四世同堂》中中秋时节北京的瓜果都是别处人叫不上名字的，祁老人不能不以此为自豪，再看看自家的小院更是激动的以为这是全天下最好最具人情味的家园。这些老派市民，即使穷困潦倒，也要时刻保持贵族的精神。虽然生是平民，但自小耳濡目染的皆是旗人贵族，因此也要学着以贵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可眼界的限制产生了认识上的狭隘，加上物质生活的困苦，更加凸显了“虎死不倒威”的贵族气、大北京气[3]。老舍的《正红旗下》写的是北京潦倒的旗人，可就在这些最穷的人群里，却让读者看到了那么精致优雅的北京文化。物质生活的困苦被充满文化气息的精神生活所冲淡甚至掩盖。长期大一统国家的首都，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积累了深厚的文化韵味，同时也孕育出了北京人即使吃着窝头咸菜也要谈政治谈艺术谈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票性[4]。

　　（二）士大夫的安分保守

　　老北京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士大夫气质，体现在平民身上则是保守，和气，十分知足，有时还有点唯唯诺诺。《茶馆》中的王利发其性格特征是既诚信本分，恭顺谨慎，又处世圆滑，精明强干，见了谁都说好话，多请安多招人喜欢。《离婚》中的张大哥满足于自己的小康生活，不问政治国事，集中体现了老派市民的保守、知足和庸俗。正像老舍说的“他骑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的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他的反对离婚凡事求稳的人生观深刻表现出了老北京市民安分守旧、封闭自足的传统文化因素。他尽全力维持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也反对一切的变化。他的“生活理想”让人看得十分清楚，尤其是他对儿子的期望，不求飞黄腾达，只求安安稳稳，连儿媳也要是旧式家庭的。他的这些理想正是三四十年代老北京人最盼望的，一辈子没什么追求，只图个安稳而已。他们绝不会将自己的爱好设置的高不可攀，他们追求的只是那一点乐趣。《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也是北京老市民的典型代表。他遵循“知足保和”，根据自己几十年生活积累的一成不变的人生经验，总以为在北京没有三个月过不去的坎，而在他的小羊圈胡同中，只要存上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大门，就能使自己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平安无事。老舍不时能感知弥漫于人物身上的“北京文化”的古旧气息。“北京文化”既具有最典型的文化的古朴、高雅、和谐，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污秽[5]。

　　（三）平民生活中的规矩讲究

　　老北京人，既有汉族朴实淳厚的古风，又学会了旗人谦恭多礼的品性。如见面请安问好的热络，提笼架鸟的悠闲，年节丰富的习俗，市井热闹的吆喝叫卖，庭院里的天棚、鱼缸、石榴树等等，这些有体现了他们生活中的艺术。北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普通人闲适自由、安贫乐道的心怀，正是北京文化精神最富魅力的地方[6]。老北京人自始至终都忘不了自己贵族的本质，自己城市的特殊，因此生活再难，一切都得按规矩办，《四世同堂》里的祁老人，自己是个平民百姓，

　　却又爱在心里把人分成尊卑贵贱，保守地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礼仪，眼看着快要当亡国奴，却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在日本人的打扰下，他每一天都为他的七十五岁的生日担心。即使天下打乱，他也得保住基本的礼数，照样摆席请好友，而对于大家的缺席，他连饭也吃不下了。祁老人最怕的就是过不了八十大寿，最要紧的就是过个体面的八十大寿，之后的事他都不在乎了。老舍作品中礼仪文化比比皆是，《二马》中老马赔本了要送礼，《离婚》中张大哥儿子从监狱放出来同事们也要送礼，就连《四世同堂》里的汉奸蓝东阳偷偷离开北京去日本，还有一帮子人拎着礼物前去欢送。《正红旗下》的大姐，从伺候一家人的吃喝到出门办事都规规矩矩，按婆婆的礼数办。《骆驼祥子》中刘四过生日，更是要搭棚子，请厨子，见了什么级别的亲朋说什么话。《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太太虽只是普通小商人之妻，可也处处要表现出优越感，高人一头，时时以“官派”压制人事。这些是北京特定的文化环境所孕生出的民族文化性格，也是几千年封建帝制所产生的一个民族的根与魂。《离婚》中，对张大哥生活习俗的描写，更揭示了老北京们的内在灵魂。张大哥富有生活的趣味，吃食必须与时令相符，穿戴更要符合节气和规矩，家中更是要预备下一切有可能用到的东西，哪怕一辈子用不上，也得存着。张大哥的生活习俗十分具有代表性，充分展现了老派市民自足、保守苟安的灵魂。他们乐意把生命消磨在小小乐趣之中，而当别人讨论国家政事时，他们便投以蔑视与不懈的眼光。他们充分暴露了“老北京”舒适享乐的生活风气，同时也展现了鲜明的北京物质、精神、民俗文化，深刻刻画了北京人的文化心态。

　　二、北京语言

　　（一）增进感情

　　北京方言是北京文化、北京人文化性格的构成材料。北京话并不总以简洁、利落为美，它要展现的是一种特殊的味道，常常要在冗杂的信息中咂嚰出它的内蕴。在老舍的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或自言自语常给人以无用的感觉，因为从中我们似乎并不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细细品味便会发现其中蕴含的老北京人的人情味。即便是当今社会我们为了增进情感，必要的时候也要说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而且我们的大多数语言都是废话，但人类确实需要以此抒发感情，拉近距离。读者除了要得到信息外，也要品出其言语中的“味儿”，因而就要遵循语境、感受语感，体会语气。本不是主体的附属也得到了重视，而这次要中往往饱含深层意蕴。传达的信息量没有少，同时又增加了语言趣味，既实用又非单纯实用，也十分符合北京语言的特点。由文字间，确也读出了北京人式的语言陶醉，以说得漂亮，以能自在地驱遣文字为乐事的享受态度[7]。作品文字的可读性给补偿了作品内容的瘦损或形象的单薄平面等问题，这也是京味作品的一大特点。在这里语言正是一种文化系统，包含着价值态度、审美意识等等。它决不仅仅是工具。中性的，冷漠的，对其负载物漠不关心的，无机的[8]。在闲聊中，语言仅限于它的交流感情的功能，失去了它的语义效能的参照功能：人们为说话而说话，象交换东西（财物、女人）那样交换词句而不交换思想。”[9]《离婚》中李太太与丁二爷的闲聊：“天可真冷！”她说。“够瞧的！滴水成冰！年底下，正冷的时候！”他加了些注释。“口蘑怎那么贵呀！”李太太叹息。“要不怎么说‘口蘑’呢，贵，不贱，真不贱！”丁二爷也叹息着。这段对话纯粹的是废话，没有增加任何信息量，却令读者体会到了人情的厚重。《离婚》老李一家刚搬入马老太太那时，房东马老太太对老李一家的叮嘱，更是传神：“……孩子们可真不淘气，多么乖呀！大的几岁了？别叫他们自己出去，街上车马是多的；汽车可霸道，撞葬哪，连我都眼晕，不用说孩子们！还没生火哪？多给他们穿上点，刚入冬，天气贼滑的呢，忽冷忽热，多穿点保险！有厚棉袄啊？有做不过来的活计，拿来我给他们做！戴上镜子，粗枝大叶的，我还能缝几针呢，反正孩子们也穿不出好来。明天见。上茅房留点神，砖头瓦块的别绊倒；拿个亮。明天见。”完全是老李太太自言自语的老妈妈论，虽不漂亮，可又曲折生动，细致周密。既表现了老北京人的热情，又体现了絮絮叨叨的废话中的情味。

　　（二）韵味十足

　　北京人对北京话的珍视并不亚于他们对其文物古迹、胡同四合院的珍视。北京文化也正是因为有了北京话和北京方言才更有魅力。地道的老北京人说出的北京话特别有味，特别顺耳。《四世同堂》写到孙媳妇韵梅平日里不多言语，可她的北平话，遇到理直气壮振振有词的时候，是词汇丰富，而语调轻脆，象清夜的小梆子似的。《正红旗下》的福海，也总是强调他的北京话的味道，“至于北京话呀，他说的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四世同堂》中写中秋前后北平的果贩精心的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赞美：“唉——一毛钱儿来耶，你就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耶！”小贩的叫卖声都如歌声般悦耳，仿佛果子们也在奋力歌唱，使人不得不停下来欣赏一下北平秋天的美丽。老式叫卖使北京语言的韵味全然而出，更体现了老北京人对任何事情的那份敬心上，自娱自乐中又抬高了自己的职业，底层生活也不缺乏闲闲情逸致，这又符合了老北京人贵族气，自娱自乐，苦中作乐的性格特点。北京的男女老幼说话的腔调上，都显而易见的平静安闲，以说话的腔调来表现其稳重的精神特点。北京人说话讲究甜亮脆生又有几分平静安闲，只有在北京这种安逸之地人们才有闲逸心境，安安稳稳的和你聊一些生活的小乐趣。话语中又透出北京人的骄傲。北京话中委婉词语也相当丰富，这也体现出老皇城子民的知礼与谦和。

　　总之，无论是北京人还是其生活方式及语言，在老舍笔下都透出浓烈的文化气息。北京是老舍写作的源泉，更像是老舍生命的源泉。北京文化在老舍的笔下已经远远超越了社会地域风俗人情的表层，而生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与崇高的境界。这种感情一直影响了之后的京味小说家，使他们延续了老舍的某些特点，继续抒写着对北京文化的爱。

　　参考文献：

　　[1][2]陈小野、黄毅，北京中医药：北京文化的核心是传统文化[J]，2009（9）

　　[3][5]董克林，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老舍笔下老派市民国民性弱点分析[J]，2008（1）

　　[4]孔庆东，北京文学的贵族气

　　[6]王兆胜，北京文化与20世纪散文[J]

　　[7]赵园，北京：城与人[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35

　　[8]赵园，京味小说与北京方言文化[J]

　　[9]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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