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这种言志的趋向还在不断承继,而且愈发发展到一种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程度,然而究其根本,却仍是一句“诗言志”。这三个字就如千斤重的镇纸,黄钟大吕,森严而又活泛地高倨在一切诗论的核心位置,让人明晰的同时陷入种种衍生的妙境,而又不舍自拔。“诗言志”发展至今,或许成为一种古老的言论,但凡我们说的评的,却少有离它的;或许它已经演化为一种机制,伴随着这一方人类的文明发展,定格在我们的生理结构中,并不断延续。
18世纪的西方人对文化的热情,已经由17世纪的无所不包,变成了对文化的区别对待,而未识庐山真面目的西方学者,往往以一己偏见对文化下定义,要么过于美化,或者妖魔化。“他者之镜”的用途非常之广,多半自己身上的东西没办法找到解决途径,于是转为换位思考,无意间在异处得到了得以开解甚反驳的方法。古典诗歌是文化的宝藏,记述和代表了美和人的真性,而且诗歌是一种不适合翻译的文体,翻译能够引起对话产生,作为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重要媒介,就要求译者能够合乎接受者的文化背景,即“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本之间的对话必然植根于各自文化经验。”[2]在语言的隔阂下所产生的误解,兼有文化方面中西相异的背景,乃至作家的个人审美取向等,都可能对客观的评介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1]《雾外的远音》[M].葛桂录,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p.132
[2]《比较文学概论》[M].杨乃乔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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