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字经》，古来即有之。祖辈父辈均受其启蒙，虔诚诵读。到我少年时，赶上“文革”尾巴，“革命运动”仍呈如火如荼之势，见谁不顺眼就批谁，连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也不放过，就差把老人家的“花岗岩脑袋”掘出示众了。《三字经》作为儒家“糟粕”，自然“腐朽透顶”，在劫难逃，当做反面教材，印成册，编成书，译成大白话，供工农兵学商各界“批判”用。我当时十余岁，虽用功，但无好书可读，遂进“小红花”少儿艺术学校习样板戏，白天“撞钟”上课，晚上粉墨登场。幕间没戏，工宣队责令收我等顽劣儿童在后台念《三字经》，曰：“将其批倒批臭。”我懵懵懂懂，越读越批越糊涂。“昔孟母，择邻处”，有何不该？从小就听老师教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老太太错在哪里？实在不明就里。还有“头悬梁，锥刺股”，这不是讴歌勤奋学习，刻苦用功吗？心中不解，亦不敢问，于是便“小知尚念经”，倒也将《三字经》背了几遍。不久“四人帮”覆灭，再没人说《三字经》是“封”、“资”、“修”了，而我却因“批”《三字经》，至今仍能背出部分。

 

    成年后，我时有感慨：老祖宗实在智慧，编撰《三字经》，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如今许多教科书恐皆望尘莫及呢！忽一日，在CCTV—6电影频道办公楼遇柳城先生。

 

    平时他无论何时何地，总是谈笑风生。那日他一把将我拽到其办公室，从案头取出一纸，上面约有五六百字，标题赫然：《电视电影三字经》。

 

    是夜，我奉其命“秉烛苦读”，不看则已，一口气念完，拍案叫绝。区区数百字，字字有感而发，情之所致。或说理，或论艺，或诠释，或分析，或陈述，或吟思。涉笔成趣，寓意深远。择词精练，才思斐然。既熔冶诸家，又多有创新，既汲纳百川，又自成一脉，既古韵逸出，又清新洒脱，书卷气息、诗人气派、艺术气质跃然纸上。

 

    翌日，柳城先生来电催问我读后感想，我兴奋不已，将其“歌功颂德”一番，并约他小酌。酒逢知己，千杯不醉，席间我将粗浅观感一一道出。最后，我建议他修改后成册出版，请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代共4代电影人之姣姣者作序，可序一、序二、序三、序四。柳城是电影学院科班嫡传，后当兵做工，涉猎广泛，写影评编剧本，直至协助滕进贤局长统领全国电影创作。有以上资历、经历和人缘、人脉，请几位智者贤达作序又有何难？果然，数月后4位著名影人均妙笔生华，为柳城《电视电影三字经》撰文，由衷赞叹。上个世纪30年代就在重庆从影的黄宗江老前辈写道：“翻阅《电视电影三字经》，真可谓道尽电视电影创作和摄制之秘笈，文字生动却不陷窠臼，浅显易读却又回味无穷，新意盎然却能旁引曲喻，内涵深广，竟似古典”；50年代开始驰骋影坛的谢铁骊先生称《电视电影三字经》“用字的简洁精美且表达之准确，作句的独特大胆又论理之深刻，以及情感之缠绵、文笔之遒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70年代末在影坛崛起的吴贻弓老师更是夸赞该书“独辟蹊径，矢志开先，潜心立说，终成大作。其拳拳，着实令人肃然起敬”；而誉满全球的张艺谋导演则实话实说：“让我惊讶的是他（柳城）用这么少的文字写了一部大书，用那么简洁的语言讲了一篇大道理，叫初学者去入门，叫过来人去体会，叫干活的人去使唤，叫没干活和干完活的去琢磨，甚至叫老一点的人去回忆……”我有幸最早拜读黄宗江、谢铁骊、吴贻弓、张艺谋4位大家的“短篇杰作”，真可谓真知灼见，字字珠玑。他们并非一味“讴歌”，而是由此引发联想，尽抒对电视电影创作之己见，简明的文字下蕴含着深刻的理念和独到的见解。日前，《光明日报》、《文艺报》辟以专版刊登《电视电影三字经》和4篇“序文”，我如又觅真经，读起来仍觉新鲜不已，受益匪浅。正如柳城所描述：“凡妙文，本天成，凡妙手，十年功。”柳城先生与4位的“妙文妙手”，着实让我景仰敬佩，以至我在写这篇小文之前，惶恐多时，迟迟不敢落笔。然作为在许多方面和柳城有着相似经历的我，屡读《电视电影三字经》，每每都感慨良多……我亦曾习编剧，深知“曰剧作，戏之本，良与莠，定乾坤”之意。孤芳自赏，闭门造车，不去实践，不入实际，何来震撼人心力作？这就是柳城所述“遂创作，靠生活”。

 

    想现在一些“枪手”，看钱下笔，生编乱造，戏不够，台词凑，戏不顺，添个人，柳城指出“表达够，要渗透”，“人忌杂，话忌多”，一语中的。舞文弄墨者，读罢此文，必有收益。

 

    我亦曾做导演，有“戏入心，情才真，食无味，夜难寐”之经历，也懂得“十分力，一成戏，九分力，前功弃”之道理。但柳城概括为“一求实，二求真，三求美，四求新，最难求，寓之乐”，更为精辟。我若再执导筒，定当以为“座右铭”。特别让我震惊的是柳城对艺术和人生的立论，“悲一时，歌一去，悯一世，一出戏，喜亦是，忧亦是，清亦是，浊亦是，场场戏，皆全局，个个人，皆相系，丝丝扣，情之带，千千结，欲之债”，他不仅把人生和戏剧之间的关系说透了，更把人生的复杂与多变，戏剧的矛盾与冲突说到底了，确如谢铁骊先生所说，这是柳城对艺术本质的深入概括。

 

    我亦曾当制片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投资商催命，我便逼命，全组遂拼命。柳城云：“抢进度，必削履；压周期，必伤体；人赶戏，才思闭；戏催人，出戏魂”，此言极是。观如今屏幕大战，凡制作者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急于求成，最终皆“欲速则不达”，魂断“滑铁卢”。收视率惨低，老百姓痛骂，大报小刊狂轰。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戏保人，送帛锦；戏欺人，最残忍”。说白了，观众不可骗，当制片人，均应引以为戒。

 

    我是电影人，与电影厮守乃我之职责。读《电视电影三字经》，方解其中情愫：“唯赤爱，唯忠诚，靠投入，靠激情，轻荣辱，耐枯荣，漫漫路，踽踽行。”嗟乎！电视电影，乃热血铸就，唯历尽苦难而痴心不改者，才能“修养够，为大成”，才能为人民奉献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精现今的柳城酷似苦吟诗人，苦苦求索，执著歌吟，但不求闻达于世。

柳城离开电影局领导岗位后，一直寂然于影坛。在任何有关电影的风光场合都看不到他的身影。他好像有意拒绝喧哗，拒绝浮躁，拒绝红火，甚至在与他休戚相关的八九百部电视电影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他已近于一种闭关状态。柳城在哪儿？圈里朋友在打听。渐渐地，人们就淡忘了这位曾在影坛叱咤一时的人物——既是领导者，又是一位剧作家，一位电影鉴赏家，更是一位极出色的策划人。

 

    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任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文学副厂长期间，推出一批震动影坛的名作——如他亲手扶植的《湘女萧萧》就曾让“青影”名噪一时。80年代末期进入电影局，主抓艺术创作。那时节，电影迎来了第二次创作高潮。《红高粱》、《开国大典》、《大决战》、《霸王别姬》等一批彪炳史册的作品联翩问世。弘扬主旋律、坚持多样化，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统一，这一系列影响全国的创作口号，也由电影局发出。柳城在那时何等活跃。

 

    影视界是个名利场，不慕虚名、不怕寂寞者，那或是因有上佳修为，或是因胸怀大志。淡出名利场的柳城，这些年其实一直没有闲着，他潜身于新的行业——电视电影。1997年，他以电影局领导者身份进入电影频道，后来，他便一头扎进电视电影这个新兴品种，一扎至今。如今，电视电影年产达120部左右，累至今日，已生产近千部作品。打开电视看电影，成为亿万观众的文化需求和生活习惯，电视电影撑起电影频道的半壁江山，同时也是电影总体产业的一道亮丽风景。柳城就像一个苦吟诗人，从电视电影问世之始，伴着它的脚步，一道潜行，一道摸索，一道歌吟。如今，电视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品种横空出世，为众人所仰所赏。电视电影需要自己的代言人，柳城趁势而起，他的《电视电影三字经》也就适时而生。

 

    《电视电影三字经》问世一年余来，出版社四次印刷，可谓奇迹；不断有资深影人如黄宗江等大家为其写评，有大导演如张艺谋等为其写感，有业界领导者如谢铁骊、吴贻弓等为其写序，有法家大书欧阳中石为其挥毫，一时传为盛事。去年11月初，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召开初始，《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文艺报》以对开两版篇幅刊登柳城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和相关评论，今年元月3日，《人民日报》以海外版再次发表全文将其布之海外。至此，《电视电影三字经》已成为一个艺术现象，引起业内外的普遍关注。

 

    二

 

何以至此？《电视电影三字经》开篇：“为电视，拍电影，为电影，添品种”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之理蕴含其中，顿显电视电影的属性和特征。这是开篇之宗，也是《电视电影三字经》的立意基础。电视电影活力无限，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和数字电影接轨的过程后，电视电影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它是电视的收视骄傲，更是电影的艺术骄傲，成为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同时，它敢于勇闯国际，荣夺奖杯。由柳城一手策划和扶植的电视电影《为奴隶的母亲》（导演阎建钢、聂造）是一个里程碑，它不但在上海国际电视节上获得了白玉兰大奖，而且在法国兰斯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电影音乐奖，尤值一提的是演员何琳因该剧获得了国际艾美奖最佳女演员奖，成为获最高世界大奖的女演员。此外，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电视电影去年已经开始在影院发行，逐渐打破了电影频道自产自销的局面。以小博大，以弱博强，常规成本只是不到100万元的电视电影在电影市场上也能收获丰厚，像《大汉风》系列在数字影院的发行就收到了很好的票房，因此显得尤为可贵。

 

    创作活跃，质量不断提升的电视电影，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亮点，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开始投身电视电影创作。电视电影的试验性特征也为电影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不仅锻炼了队伍，调动了影人的创作活力，也为品力作！柳城先生系剧作家、评论家，后又从政，可谓长期植根于群众之中，有源头活水，自难干涸。《电视电影三字经》是柳城心系于民、情动于心的厚积薄发之作，以兴、以观、以群、以怨；阐述于三字经文，寄意于屏幕内外，可作范文，可作课本，可学可研可鉴。我等做电视电影、爱电视电影者，均可借柳城先生《电视电影三字经》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