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段借客人的回答，铺陈人生可悲之处。“月明星稀”两句正从当前江月之景联想而得，从赤壁之战之初的洋洋自得到火烧赤壁、一败涂地，反映了人生高下相形、祸福相依、得失相随、悲喜无常，终难求得喜乐常相随，此人生之一可悲也（此乃入世者均不可避免者）；“方其……而今安在哉”，提到即便建立不朽功业，毕竟如同过眼云烟，反映了人生终有一死，盖世英豪尚且如此，何况我辈乎？——此人生之二可悲也。人生中对于人生意义、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就是所谓“终极关怀”，凡人皆不可回避。上文已经涉及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下文又从“吾与子”（均有出世之想而非追求立德立功立名者）方面着力铺陈：我辈已无功名利禄之想，只希望“渔樵于江渚之上……抱明月而长终”，但是终究“知不可乎骤得”——既不可长生久世，也不可“喜乐常相随”，于是乎只得“托遗响于悲风”。这种人生感慨，在《兰亭集序》中也有充分表现。由此可见，人生之可悲，实乃人生之追求而不可得者，所以客人虽然明说人生之可悲，其所描述者，实乃人生之所喜好而美妙之憧憬者。此所谓“悲中有喜”也。如果一味悲戚，绝对无法瞬间便可转悲为喜之理。

　　第五段苏子答客，论述人生可喜之处。客人之悲，缘于“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追求的是永远与宇宙同在，表达的就是对人生的意义、终极关怀的执着。而主人则云：“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就是说，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说到底，这里阐述的就是庄子中“齐物论”的一番高论：在承认事物的特性在于变与不变之间的同时，强调了不变的方面，从而得出“万物皆齐”的结论，进而得出等生死、荣辱等一系列推论。佛家历来主张世间万物皆由因缘而生，本无自性可言，不必执着于自我，无端寻取烦恼。老庄、佛家思想都让人在无论遭遇何种变故的情境之中心安理得、寻得心理平衡。苏轼这番议论，还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物与我皆无尽也”，“我”之所以无尽，乃是指儒家的“三不朽”而言，即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苏轼所追求的也正是这个“不朽”。所以其生活态度中仍然有积极用世的方面。这就是苏轼的进取而又豁达的人生哲学——朱光潜先生常说：以出世的心态，干入世的事业，可谓道出苏轼人生哲学的真谛。

　　具体而言，这就是上文所说的“以儒家的兼济对待现实，以道家的超脱宽慰灵魂，以释家的智慧调整心态。”惟其如此，苏轼在身处逆境中也通常能保持豁达、超脱、乐观和随缘自适的精神状态，并能从人生无常的怅惘中解脱出来，理性地对待生活。既然如此，他的乐也好，悲也罢，都不会走极端，而只会乐中有悲、悲中有乐；在程度上往往温柔敦厚、中庸平和：以一种和谐的方式表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在儒家、道家、释家思想文化熏染下形成的人生的智慧。物无尽，人们能理解；“我”亦无尽，就不易分晓。作者之意，乃是指不朽而言，即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所以其生活态度归根结蒂还是积极的。《前赤壁赋》的思想魅力主要表现于此。

　　苏轼与苏洵、苏辙，在思想史上创立了蜀学，影响深远。苏轼思想中对于上述人生哲学，应该说有清晰的把握。但是人生在世并非全然受理性认识控制，因此他在一生之中情感上的喜怒哀乐起伏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一篇文章之中，感情的起伏变化也是合乎情理的。只是这些情感变化，在苏轼这里表现得比较中庸平和，所以人称韩愈、苏轼散文是“韩潮苏海”（一说韩海苏潮，似乎不太妥帖）。

　　本文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自然不仅仅因为他阐述了苏轼的人生哲学，更重要的是，他以文学的形式完美地表现了上述人生哲理，做到了哲理、诗情、画意的和谐统一。如果说苏轼的人生哲学，表现出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和谐统一，其间表现的“诗情”则是积极进取、忧患意识与消极退隐、旷达乐观等各种感情的和谐统一，哲理和诗情二者也是和谐统一的。至于“画意”，我想不应该执着于赋中片言只句的景物描写——当然那很少的几句描写确实是以少胜多，以虚引实——我想说，赋中景物描写（写景）和人物活动（写事），都给人平和冲淡、自然自由自得之感，月色、天光、水汽、清风；泛舟水上而随兴所之，扣弦而歌而以洞箫合之，主客欢愉饮酒尽兴而相与枕籍乎舟中……这样的画面，稍加改变，便不足以与赋中表现的哲理诗情和谐统一。作者写作此赋，构思上绝对花费了功夫，居然达到如此浑然天成的地步。在对大自然的审美欣赏中，在对艺术美即本赋的创作中，作者实现了人生的超越（如同歌德爱情失意而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是苏轼对本赋中表达的人生哲理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