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黄俭之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他具有强烈的守旧性，不同于静玲等年轻一代与时俱进的时间观念，支配他的是传统天命观。他也曾有信心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振兴家业，但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最终只有这样的叹息：“算了，哪里还有好运气转得过来；这也都是气数，非人力所可为者！”

　　不过，黄俭之在潜意识中还有一丝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对传统文化陋习表现出不满情绪，如对逛庙会“男左女右”的现象就深恶痛绝：“真讨厌，中国人惯于维持这不彻底的礼教！”黄俭之最可贵的一面，是最终体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但同样挣脱不了陈腐的皇权观念和道德意识，比如这样表达对当政官僚的不满：“当初做官的也不能这样，总还有一个皇上，尤其是守土有责的人，那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真得有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那份决心；现在简直是一些汉奸小丑，一点旧道德也不讲。”在外敌入侵之际，他还以无比的民族优越感，提出消极的异族同化论：“凡是入侵中原的外族，总是被我们同化，以致走向衰亡的路。”混乱的价值标准异常明显地集于黄俭之一身，充分显现了不同时代、文化、环境的断裂与错位。

　　时代的血火让黄俭之有了新的认识和选择。在软弱的统治者向敌人求和的情况下，他甚至差点在女儿面前骂出粗话，并表达了明确的立场：“我真不明白，向日本人要求道义，正如同向盗贼要求慈悲一样”。他的天命观也渗入了强烈的时代观念：“人不可拗天，天是什么，说句应时的话，天就是时代。”“将来是他们年轻人的世界。”他曾经强烈反对静玲、静茵等投入学生运动，终于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觉醒：“这份‘国破山河在’的岁月，我把你们都留在家里干什么？从此你们一个个都是国家的孩子了。”在结尾，他对前来游说者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民族气节：“我黄俭之是贰臣，是汉奸，那你们就别想，别的是假事，这一点我还弄得清。”他就这样断然拒绝出任伪职，带领全家出走，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铮铮风骨。

　　三

　　关于黄俭之的最终选择，靳以如此剖析：“他还是毅然地丢下一切走了。既不为名，又不为利，他是本着他的良心的召唤”（《前夕》跋）。这种“良心的召唤”，是符合人物性格的。通过黄俭之这一形象，靳以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旧官僚在过渡时代的文化心理，即便是他最为可贵的爱国意识，同样混杂着先进与落后的不同成份，因而这一人物是较有立体感的。黄的最终选择，与一往无前的静玲、静茵，幡然醒悟的静纯、静珠相比，显然要自然得多。

　　《前夕》是一部大时代中的家国寓言。黄家人物因在家、国关系处理上的不同选择而有了迥异的前程。代表没落一代的的黄俭之夫妇和静宜，在出走途中不幸沉河遇难。代表进步一带的是家中最小的静玲，她积极投身于学生救亡运动，并最终与先期出走的二姐静茵会合，奔向了抗战的前线。其他子女静纯、静珠等人或保守自私，或颓废堕落，因耽溺于个人小天地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是最终也都迷途知返。

　　将个人纳入伦理整体大家庭，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根本要求。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使中国文人始终对家国、社稷、天下挂怀不已，体现了治国平天下的强烈诉求。感时忧国更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普遍情怀，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即跳出小家服务国家、抛弃小我投入大众。在“五四”时期，家庭就被视为妨碍个人解放的主要障碍，许多作家都乐于表现冲出家庭、走向新生的主题。靳以本人就始终行进在“从个人到众人”（其个人自传名）的道路上，整个创作中的寻路和出走母题，在《前夕》中更具化为突破家庭束缚、走向抗战前线的情节中。以时代为坐标来处理家族成员的不同选择，并着力表现年轻人走向光明、腐朽者被历史所淘汰，是中国现代家族文学的母题。然而，在这种长期被予以褒扬的历史必然性中，实则体现出家国关系处理上的单纯与粗暴，并隐含了对人生命漠视的巨大悲剧色彩，黄俭之等“落后”人物的结局便是明显的例子。

　　在以往对《前夕》的研究中，多采取内容与形式两分的方式，从时代意义上对作品加以肯定，从政治思维模式出发，对代表新生一代的静玲等人赞颂有加。不过靳以恰恰在本意要刻画的落伍者黄俭之这里，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应该”被历史无情淘汰的人物，也以悖论性存在，体现了《前夕》的艺术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