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命的颂歌

　　汪曾祺的一生经历坎坷，丰厚的学识和生活积淀，尤其是对苦难的理解，以一种极为隐匿的方式渗入他的心灵深处。而他完全消化吸收了这种困难，经过心灵的运化，展现出来是具有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颂歌。

　　《大淖记事》中的两个年轻人：巧云和十一子。每每想起他们，总是被他们的不畏强敌和困难的坚韧所打动。十一子有位守寡多年老娘，巧云有位半瘫的爹，生活的遭际让他们过早地有所担当，朦胧爱情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忧愁。恶霸刘号长突如其来的侵犯，让良善的十一子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如此沉重的人生，巧云用自己年轻而柔弱的肩膀坚韧地扛起来了。善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把平时在辛苦而单调的生活中不常表现的热情和好心都拿出来了。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貌似强大的邪恶在善良人的坚忍和不屈中悄悄地溜走了。于是，生活因这次磨难的消逝变得更加的甜蜜。

　　《岁寒三友》里讲述小商人王瘦吾、陶虎臣和画师靳彝甫的“好运”和“背时”。他们运气时好时坏。但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待人忠厚，“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然而他们的“好运”似乎是“背时”的反衬，只是加剧了困境的荒寒。陶虎臣办了平生最大的一次焰火不久，“蒋介石搞他娘的‘新生活’，根本取缔了鞭炮”，背时接踵而至。陶家的锅，揭不开了。在自责和无奈中陶虎臣卖掉女儿，女儿的遭遇让他更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正如题目所蕴藉的那样：患难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靳彝甫在陶虎臣和王瘦吾生意破产、濒临绝境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变卖了视若性命的三块田黄石章救朋友于绝境。他们的义举都表现了人们在毫无保障的生活中，彼此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情义，凸显人性之美。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和谐中，人的心灵和肉体负载了太多的沉重。和谐人作为生命主体，对于困难的承受、化解，最终释放出善的光芒。精神之火跳跃着，点亮生命的烛火，也照亮了别人的心路。

　　三、空灵清越的圣歌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的小说完全抛开了政治意识。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动乱、浩劫，一次次地把丑恶和怪诞抛给人们，善良的天性被隐蔽，清净和美丽被淤泥掩盖，人情和善良被扼杀。汪曾祺能够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以平淡的心态感受人生艰难，创造了积极的、乐观的、诗意的、美的文学作品，“用他记忆之网滤去苦难和丑恶，极尽所能留下真善美”。“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睿智的判断，有的是来自儒家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有的是从佛的智慧中领悟人生问题，有的是来自道家适性自得，旷达超脱的精神。这些看似矛盾的理论，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却自然、自由地流动穿梭着，编织出一个立体的思维空间，在艰难时刻给生命照进一丝光明，输送片刻的欢愉。

　　在《故里三陈》中，写陈泥鳅是个好义也好利的人。“在活人身上，他不能讨价；在死人身上，他却是不少要钱的。”他不置产业，不成家，怕的是“留下孤儿寡妇，我死在阴间也不踏实”。陈泥鳅虽是小人物，却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尽其所能地周济困境中的人，颇有些儒家见利思义，舍生取义的价值观。

　　《复仇》写一个复仇者有立志复仇到放弃复仇的故事。小说中复仇者的背负的使命是从小母亲伴着亲情输送给他，“像是已经溶化在血里，有时他觉得这事竟似与自己无缘”。他在遇到杀父仇人之后，他的心灵被仇人佛门博爱之心所震惊。“他的剑落回鞘里。第一朵锈。”流在血液中的仇恨被爱，更确切地说是悲悯众生之情，化解了，化成“两滴眼泪闪在庙里白发的和尚的眼睛里”。生命因有所傍依和遵循，才显生命的智慧和自律，才有可能获得解脱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