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区参与研究

　　近年来，社区参与逐渐成为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关于旅游开发对社区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这三方面[12]。马西森和沃尔指出旅游社区的影响源自游客、东道主社区、目的地环境之间相互交换的复杂过程[6]。

　　厄尔巴诺维兹一直十分关注汤加的旅游业发展，他指出日益增长的游客人数会使汤加这个小岛面临严峻而深刻的问题，同时，旅游业对当地经济和文化也存在着潜在的破坏力[22]。克里斯特尔评估了旅游业对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托六甲社会的影响，他指出新生的旅游业的短期影响应该视为是积极的，然而其长期影响表明托六甲的未来并不乐观，尤其是随着旅游业而来的商品化为当地文化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担忧[32]。此外，森耶的《变化中的旅游和游客观念：以加泰罗尼亚的一个疗养小镇为例》，佩克与莱皮的《北卡罗来纳州三个沿海城镇的旅游业发展》都是在讨论旅游业与社区发展的关系问题[23]。

　　旅游业对农村社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史密斯和克兰尼齐考察了美国落洛矶山西部四个农村社区，检验了农村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消极影响的感知。科恩研究了墨西哥州印第安萨巴特克人的踏板纺织业，并讨论了纺织业和旅游业对当地社区发展的作用。约瑟夫和卡弗里研究了一个宗教旅游社区的旅游影响问题等[6]。

　　二、国内旅游人类学发展历程回顾

　　中国的旅游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的人类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旅游研究。

　　很多早期研究大多集中在“旅游文化”和“少数民族旅游”这两个话题上。1986年，《旅游学刊》创刊，该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录了许多关于旅游研究的论文。1996年，南开大学旅游系创始人申葆嘉在《旅游学刊》上连载了著名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系列文章，首次在国内使用了“旅游人类学”概念[13]。1997年，潘盛之出版了《旅游民族学》一书，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旅游与民族”的关系。1998年，王筑生出版了《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一书，其中收录的彭文斌的论文《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及中国学术界的参与趋势——兼论西方人类学界对民俗旅游发展“后效应”的思考》，从人类学的立场分析了中国民俗旅游的发展趋势，并对西方人类学界研究民俗旅游发展的“后效应”问题进行探讨[13]。1999年，香港学者张展鸿发表《从人类学角度透视旅游业——以香港为例》一文，首次用人类学方法与原理剖析了香港旅游业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14]。1999年9月29日—1999年10月1日，以“旅游、人类学和中国社会”主题的旅游人类学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法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国的50多名人类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促进了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有学者将其视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的起源和开端[13][20]。

　　（一）对国外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和引进

　　最早的译著当属章建刚翻译的拉里·沙内的一篇质疑旅游真实性的文章，于1995年发表在《世界哲学》杂志上。1999年昆明会议召开之后，国内学者开启了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成果进行翻译、介绍和引进的历程。如在《人类学：旅游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收录了由杨慧、王庆玲、李全敏、刘永青、张文力等人翻译的埃里克·科恩、爱德华·布鲁纳、纳尔逊·格雷本、希特·A·比特思等西方著名旅游人类学家的论文[14]。

　　从2000年开始，国内对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翻译、介绍与引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成果多，涉及内容也广，如介绍西方旅游人类学产生的背景、代表人物、研究成果、研究流派、方法与理论等[19]。云南大学的张晓萍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晓莲是最早将旅游人类学引入中国的学者，张晓萍在2000—2005年间，分别发表了《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在美国》、《从旅游人类学的视角透视云南旅游工艺品的开发》、《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中西旅游人类学研究论丛》、《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等论文；2007年翻译迪恩·麦肯内尔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宗晓莲于2001年发表了两篇论文：《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述评》、《西方旅游人类学两大研究流派浅析》；2004年翻译纳什·戴尼森的《旅游人类学》。覃德清、戚剑玲2001年发表了《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光映炯2002年发表了《旅游人类学再认识》。彭兆荣、赵红梅2009年翻译纳尔逊·格雷本的《人类学与旅游时代》。杨慧2008年翻译约翰·尤瑞的《游客凝视》。

　　（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努力

　　2004年，高路加的《中国旅游人类学纲要》和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同时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所著的最早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专著。大体上来看，国内学者所做的本土化努力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主题：

　　1.旅游影响研究

　　1996年，戴凡、保继刚在合著的论文《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态度为例》中通过调查大理古城居民对学英语的态度和掌握英语的程度来研究旅游开发对当地社会带来的影响[25]。

　　宗晓莲的博士学位论文《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文化为例》详尽地分析了旅游开发对当地民族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26]。此外，她还发表论文《旅游地空间商品化的形式与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古城为例》，仍然是以丽江为例做的影响研究[27]。她的另外一篇论文《试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的意义——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为例》，也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14]。宗晓莲与戴光全合著的论文《节事旅游活动中的文化表达及其旅游影响——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的旅游人类学解读》分析了以旅游、经济功能为指向的民族节事活动必然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生影响[28]。

　　彭兆荣于20世纪80年代末留学法国，2003年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学习，师从著名的格雷本教授[29][30]。他在论文《“东道主”与“游客”：一种现代性悖论的危险——旅游人类学的一种诠释》中警示：切不可以牺牲地方性文化资源为代价，削弱旅游的可持续发展[31]。杨慧在论文《旅游发展与丽江古城命运的思考》中指出古城的文化底蕴逐渐遭到商业化侵蚀的现实，同时还提出了如何保护古城文化的建议[32]。她在另外一篇论文《民族旅游与族群认同、传统文化复兴及重建——云南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中则认为民族旅游的开发推动了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33]。光映炯在论文《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民间艺术变异研究——以丽江大研镇纳西族东巴艺术为例》中，剖析了旅游所带来的影响：东巴艺术逐渐由“民间艺术”转为“旅游艺术”，其功能也由祭神和民族内的自娱转变为追逐时尚和经济利益[34]。张晓萍与刘德鹏合著的论文《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对目的地负面影响研究述评》中梳理了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业所做的负面影响研究。论文还着重探讨了云南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7]。

　　此类研究主题的论文还有郭颖的《试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泸沽湖地区为例》，刘晖的《“摩梭人文化保护区”的质疑——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马晓京的《民族旅游文化商品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张瑾的《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影响的人类学探讨——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郑晶的《文化的变异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影响》等。

　　2.旅游真实性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阐述、分析和总结真实性理论，这类文章有：吴忠才的《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与表演性研究》，彭兆荣的《民族志视野中的“真实性”的多种样态》，张晓萍的《西方旅游人类学中的“舞台真实”理论》，李旭东、张金玲的《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胡志毅、曹华盛的《西方旅游真实性研究综述》，周亚庆、吴茂英、周永广、竺燕红的《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及其比较》等。

　　还有一种是将真实性理论应用于国内的旅游现象并进行研究。这类文章有：赵红梅的《旅游业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廖杨的《旅游工业品开发与民族文化商品化》，田美蓉的《游客对旅游歌舞产品真实性评判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歌舞为例》，李应军的《民俗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问题探讨》，宋秋的《旅游真实性问题之实证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