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至1993年，“社基”负责人的出生地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北和华中“人才区”，华东“人才区”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2%，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89%，却产生了30.54%的“社基”负责人，成为当代社科人才出生的聚集地。华北和华中“人才区”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1.16%，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4.43%，出生的“社基”负责人共占全国的36.82%，可见其“社基”人才比例和人口比例是相当的。在较偏远的西南、东北、西北、青藏“人才区”，此四个“人才区”面积约为737.4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76.8%，是华东“人才区”面积的14.7倍;到1995年，此四个“人才区”的人口约为33329万人，占总人口121121万人的27.5%，是华东“人才区”人口的1.46倍，而其“社基”人才总和仅占全国的23.13%，约为华东“人才区”的四分之三，可见，在1991—1993年“社基”负责人的出生地中，西南、东北、西北、青藏“人才区”与华东、华北“人才区”的人才密度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当代“社基”负责人与明清进士地域分布的比较

　　当代“社基”负责人与明清进士都是特定环境下的社会科学人才群体，其地域分布状况反映着所在区域的经济、文化水平，受到当时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当代“社基”负责人地域分布特点与明清进士地域分布特点相比，既有继承性的一面，又有变化性的一面。“南北卷”制度实行之后，当代与明清进士的地域分布主要表现为继承性:一是“南六北四”的总体分布格局没有变化;二是省市分布不均衡和“苏浙集中”的特点继续存在。与“南北卷”制度实行之前相比，则主要表现为变化性:明清时期，南方进士占有绝对优势，华东“人才区”占有相对优势;当代“社基”负责人则华东“人才区”优势明显，华北、华中“人才区”占有相对优势。但从整体上来说，继承性占主导地位。

　　(一)继承性原因分析

　　1．自然地理环境南方优于北方，苏浙优势突出

　　自唐安史之乱以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加快，加上生产技术的进步，南方湿热的自然条件由劣势转变为优势，南方的经济实力逐渐超过北方;北宋后期，科举取士以南人为主的状况得以保留至明清。而在“社基”人才的出生及受教育年代，南方的经济实力也明显超过北方。

　　江苏、浙江位于长江下游，东依大海，江海环抱，长江横贯东西，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享有东西南北往来最为便捷的交通大动脉之利，京杭大运河衰落后则有长江三角洲迅速发展的南北洋航运，这些对江浙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提供了便利条件。明清时期，江南赋税在全国独重，统计有明一代，江南田土仅占全国的6%强，而税粮却占全国近22%。赋税苛重固然反映了朝廷对江南人民的盘剥，但也反映出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和供办实力。江浙地区在明清时是重要的产粮区，其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土地丰度高，农业精耕细作冠于全国，产量也在他地之上，一亩之收，可抵北方20亩之产。另外，苏南和浙江工商业发达，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生产基地和商品流通中心。现在的苏浙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物产富饶，蔬菜、鱼肉、水果、禽蛋常年不断，人民讲究起居饮食，食物较精美。另外，江浙地区积温高、水利条件好，土壤微量元素中有效锌等含量丰富，读书人从事的是艰苦繁重的脑力劳动，合理的饮食结构有利于脑力的提高，促使江浙地区拥有更大的人才优势。

　　2．“书香世家”的人文传统南方盛于北方，苏浙尤盛

　　“书香世家”指世代都是读书人的家庭。明清时期，江浙人文蔚然，常有屡代科场连捷，累世科甲，“不识大魁为天下公物，竟视巍科为我家故物”，涌现了众多科举文化世家，如常洲彭家，吴县潘家，常熟翁家，等等。当时，江浙许多人都认识到读书、求学的重要性，例如，江东太仓直隶州嘉定县著名学者官僚钱大昕(1728—1804)，曾在追述其父钱桂发对他的家庭教育:“少承庭训，以读书立品为务。”钱大昕在回忆幼年时受祖父钱王炯训育时则说:“(钱王炯)年逾六十，始得孙大昕，甫日卒，即教以识字。比五岁，亲授以经书，稍暇即与讲论前代故事，详悉指示，俾记忆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可见，明清江浙地区许多宗族人士都已充分认识到，本族内时有子弟科举入仕并当官为宦，实乃宗族跻身望族之列或者维持望族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另外，江浙地区教育发达，江苏苏州府地区的学校，“肇于宋范文正公之遗泽，胡安定之教，百世而下，学者犹宜兴起”。世家望族不惜钱财创办学校，除了府、州、县设立的官学外，书院林立，社学、义塾也受到重视，十分普遍，读书喜学成风，使得该地区“书香世家”数量和名望得以延续。而北方人文传统则弱于南方。通过晋商与徽商的比较，我们可以窥见一二。清代晋商与徽商齐名，落籍江浙的徽商势力强盛，他们长期保持着推崇儒家文化、重视科名仕进的传统，不少子弟寄籍江浙，高中进士;但山西的读书士子多向往贸迁厚利，“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山西商人解囊捐资，创办义塾和书院的廖若晨星，“书香世家”观念可见一斑。“社基”人才都是接受新式教育的一代人，在其受教育的年代，“书香世家”这一人文传统在南方仍很兴盛，因此，从明清的进士到当代的“社基”人才，其地域分布都大致呈“南六北四”的分布格局。

　　(二)变化性原因分析

　　1．明初社会政治环境利于南人应举

　　明朝建立之初，随着各级官僚机构的设置和完善，需要大批官吏来为新兴的明王朝效力。洪武二年(1369)十月，遂“令天下府、州、县各建儒学”。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置官给俸，厚予师生廪米鱼肉，优免生员之家二丁差徭。可见他注意广开人才之路，多方培育和招揽儒士的目的甚明。洪武三十年(1397)发生了“南、北榜”事件。据当代学者研究，主考官刘三吾“私其乡”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因刘三吾是湖南茶陵人，而当时的会元和一甲三人皆非湖南人，全部五十一名进士中也仅有一人是湖南人，大大少于浙江、江西、福建的中式人数，不能说三吾“私其乡”。之所以出现“大江以北无登第者”的情况，应主要是因为南北科举实力悬殊所致。朱元璋科举取士要招揽的是有才的儒士，南方士人在此方面优势明显。明成祖朱棣用暴力手段从侄儿手中夺得帝位，残酷地屠杀惠帝群臣，这样就需要招揽大量儒士来维护统治，南方众多士人借此机会，高中进士。

　　明朝初期，对北方的空旷之地实行了大规模移民后，北方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北方战乱对其人口及其北方人才的负面影响之大。而南方所受战乱破坏小、社会秩序长期较为安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故南方士子在科举考试中自然要比北方士子更具优势。

　　2．区位环境优势地位的变化

　　明初，由于政策以及技术条件的限制，海洋的自然环境优势难以得到体现，经济优势不明显，因此华东“人才区”主要依靠其政治环境的稳定和传统文化的发达占有相对优势。华东地区以及华北、华中地区是我国平原的主要集中区域，交通便利，这为华东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人口的密集分布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华东地区充分利用其区位环境优势，实行对外开放，因此，华东地区出生的“社基”负责人优势明显。明清“南北卷”制度实行之前与今天相比，东部沿海尤其是华东“人才区”区位环境优势地位增强，使得明清进士人才与当代“社基”负责人在地域分布上的侧重有所变化，即南方的绝对优势和华东“人才区”的相对优势转变为当代“社基”负责人在华东“人才区”的明显优势和华北、华中“人才区”的相对优势。

　　四、结语

　　21世纪的今天，是一个知识经济主导的时代，各国竞争的实质是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这其中最活跃、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才。而通过当代“社基”负责人与明清进士地域分布的比较分析，以下几点值得我们重新认识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