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与妥协：再看邓小平的高超政治艺术(2)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妥协。妥协是基于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而采取的策略。妥协不是基于理想主义，而是基于现实主义。邓小平最崇尚实事求是，总是强调依照客观实际采取有效的措施。邓小平在谈到几个重大举措时，都是从实事求是出发，以实际为基础。关于港澳台问题，邓小平指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⑥，因为大陆、台湾双方“谁也不好吞掉谁”;“解决台湾问题也不能一厢情愿。大陆的利益、台湾的利益以及同台湾有关的外国资本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否则就搞不成”⑦。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⑧。关于国际争端问题，邓小平指出，“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⑨。关于重大人事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⑩;“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总之，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从本质上讲，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妥协的运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灵活处理国内问题

　　邓小平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时代中，在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大局之下，毕业论文格式维护与利用世界和平是一个战略问题。国际争端往往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利益，各种争端的主体有各种各样的力量和手段，其中的道理不是泾渭分明。解决争端实际上是国际利益的调整，而要使争端各方能够接受。完全按照一方的意愿是一厢情愿，除非是战争中的无条件投降或其他特殊情况。国家之间相互让步和妥协，是解决国际争端最基本和最常用的方式。邓小平多次指出这种解决国际争端的“让步”。诸如，“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对于中印边界问题，邓小平主张“一揽子解决”，“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邓小平从现实出发，“对立的双方都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不能一厢情愿”;“在考虑政治、经济问题时，一厢情愿是不行的，我们在同英国就香港回归中国的问题进行谈判时，考虑到中国、英国和香港各方面的利益，最后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

　　邓小平在处理一些重大的关涉国际问题上，既坚持原则性，又表现出灵活性，力图各方都能“接受”。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但美国又出台了《与台湾关系法》，力图维持在台湾的诸多利益。邓小平指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就是我们提的三条，实际上就是个台湾问题。我们说，我们承认按日本方式解决，就是最大的让步”。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必须要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港澳台问题带有复杂的历史和国际背景。邓小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澳门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香港问题关涉中国、英国以及香港三方。“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

　　邓小平处理国内问题时，也从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灵活运用妥协策略。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在纠正极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中注重以新的方法处理矛盾和分歧，尤其是在极为敏感的人事问题上。如邓小平所说，“十二大对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做了比较审慎的处理”，处理问题要从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现代化建设要领导制度的改革，实现干部年轻化。这对曾经干部终身制和高级干部老龄化严重的中国来说，实施起来非常棘手。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邓小平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因为我们这个党是个老党，老人多，不妥善安排也不好，“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改革中人事问题经常出现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实质上就是通过妥协减少阻力实现平稳过渡，争取更多人对新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在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上，邓小平也力求谋求共识。对于那些一时达不到共识的问题，邓小平采取的办法就是“不争论”，等待实践来说服。比如农村的联产承包等问题，开始争论很大，邓小平不搞强制，让实践成效来说明问题，从而逐步推动相关改革。

　　邓小平的政治妥协取得了重要的成效。第一，降低了国际冲突和矛盾。包括领土在内的国际争端，很难解决，容易激发民族情绪，成为潜在和现实的爆发点。邓小平力主和平解决争端，在解决问题中各方适度让步，以维持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外在和平环境。第二，减少了国内改革的阻力。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成堆，“问题很多，但要像吃饭一样，要一口一口地吃”。正是因为在一些方面着力和突进，更需要在另一些方面妥协和渐进。“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第三，为问题解决创造条件。之所以要妥协，就是因为彻底解决问题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还不成熟。通过适当妥协，一方面防止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赢得时间，积蓄力量，积累经验，在未来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比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邓小平指出，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妥协的辩证：绝不是不坚持原则

　　妥协是有原则的。邓小平的坚持原则与主张妥协是相互一致的、相互配合的。只讲原则没有妥协不行，只有妥协没有原则更不行，没有原则的妥协就等于投降。妥协不是实用主义。原则的坚定性与政策的灵活性有机统一，不是实用主义，而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邓小平在重大问题上十分坚持原则。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困难的情况下，也坚持不为错误的路线背书。改革开放后，对内，邓小平提出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自言，四项基本原则，“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对外，邓小平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坚守重大问题的底线。关于香港主权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关于香港驻军问题，邓小平指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的确，不牺牲原则的妥协是“艺术”，无原则的妥协是“技术”，无诚信的妥协是“骗术”。正是邓小平坚持原则的“刚”的一方面，才使得运用妥协“柔”的一方面凸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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