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互联网上一方面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这是中共十七大提出、中共十八大重申的人民“四权”；但另一方面，互联网经常情绪化，信息真伪莫辨，情绪剑走偏锋。希望互联网理想的状态是凝聚共识，但现实情况经常是撕裂社会，扩大官民分歧。

　　今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纪念日，看到一个网友跟帖，让我很震惊。知识分子欢呼粉碎“四人帮”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这位网友说：只恨下岗职工没有文化，不然我们也写写伤痕文学。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再如在洛阳周王城广场上，每到周末，都有一批下岗工人在翩翩起舞，带着红袖章，唱红歌。曾有人调查过，这批人大都是下岗工人，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处于弱势地位。知识分子大致还有谋生养家糊口的技能，而他们在国企下岗之后，处于极度贫困无助的状态。比物质贫困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贫瘠，知识分子还有一套现代文明的精神理论做支撑，可以批判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而他们只能用“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那一套理论来评判改革开放。他们是在重构的记忆中，把过去那一套大锅饭、全民极端贫困的年代美化了。我们应该深切体察可能多达上亿的弱势群体生活的无奈和无助。

　　对互联网最大的期待，就是真切理解社会不同阶层的诉求，从对抗走向对话，为社会活血化瘀。

　　再来谈谈打击网络谣言、“两高司法解释”以来网络舆论场的变化。我认为，经过这场网络整治，除了文艺明星、体育明星之外，杂家型、时政类话题的“大V”，作为一个阶层将基本退场。这些杂家型“大V”，基本都是越界发言。比如说薛蛮子，美籍天使投资人，日均发微博70多条，约1万字，主要是转发，少量原创的微博。薛蛮子是位性情中人，据媒体报道，一方面，他欠嫖资1000块钱，但也有为弱势群体一夜之间资助十万元的一面。这是个很复杂的人。薛蛮子的帖子，主要是在他不熟悉的领域，时事政治、法律领域发言，却有1200万粉丝的追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网络舆论的泡沫。这次打“大V”，政府强行挤掉了网络舆论的泡沫，有利于还原互联网理性的言论生态。当然这次挤掉泡沫的手法比较粗糙。

　　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是，真正有行政经验、了解法国国情的官员，由于对专制制度丧失责任感，把革命的主导权交给浪漫文人，罗伯斯庇尔就是卢梭的门徒。他们把一个大国的政治改革，变成了一场文人的道德完善，像雕琢艺术品一样尽善尽美。这样的政治改革没有刹车机制，血流遍地，连革命者罗伯斯庇尔本人都被押上了断头台。在，也要警惕少数杂家型“大V”，裹挟网络民意，裹挟政府决策，这对社会的平滑转型是危险的。

　　打击网络谣言以来，“大V”发帖量大幅度下降。潘石屹的发帖量下降了17%。部分“左翼”网友非常亢奋。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警惕“大V”，但要包容专家型的“中V”，即使专家的某些意见在政府听来有些刺耳。但是知识分子政策是我们政府工作的底线。

　　这一次在打击网络谣言的过程中，基层公安对“两条司法”解释、执法出现了偏差。例如张家川事件，在甘肃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一个16岁初中生发帖质疑一起命案的真相，由于转发500次，被刑拘。网友绝地反击，在舆论的压力下，最后他获得释放，张家川公安局长反被停职调查。那段时间，新浪微博中，有关“张家川”的帖子172万条，直逼张家口（200万条），与张家界也有一争（946万条）。这说明草根民众的网络表达权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

　　在今年余姚水灾中，新浪微博相关贴文只有17万条，远远低于北京“7·21”暴雨之夜的61万条，更少于芦山地震的499万条。我们主张在打击网络谣言同时，要保障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保障人民的表达权。网络治理要软着陆，不能硬着陆。我还提出一个建议：互联网管理要少用拳头，多用舌头。对造谣诽谤等网络犯罪，要用法治手段去治理。但也要多发挥宣传部门的作用，而不应该是警察冲在前面去管互联网。这对警方可能是越权，对新闻宣传管理部门则可能是惰政。

　　建议对草根老百姓的网络表达，哪怕有偏激情绪，也一定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包容。因为，互联网是社会的“出气口”。在今天，法律并不能在每一起司法个案中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信访经常变成截访。传统媒体近二十多年来强调舆论导向正确，舆论监督功能弱化，今天只有互联网是老百姓表达诉求的比较顺畅的通道。

　　典型的是“开胸验肺”事件。河南农民工张海超肺病到了晚期，由于他打工的那家企业不能提供劳资关系的证明，他就没法做职业病鉴定，做不了鉴定就没法申请政府救助。他被迫找了一家医院，上了手术台，活体开胸验肺，证明肺病到了晚期。但是河南省卫生厅竟然宣布，那家医院没有鉴定职业病的资格。完全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张海超的肺部得到了确诊，得到了政府救助，卫生厅很快授予那家医院职业病鉴定资格，全国人大还修改了《职业病防治法》。所以说，互联网是社会的出气孔和减压阀。

　　近几年一些走向暴力犯罪的事件，当初都是极其卑微的草根诉求，但是基层政府没有及时倾听和化解，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在两年多前发生的江西钱明奇案中，钱明奇的住房两次被强拆，补偿严重不到位，五层混钢结构的小楼，每平米补偿只有360元。他为此穷尽所有救助手段，给区长通过52次电话，到法院诉讼败诉，十年上访无效。他也知道微博的厉害，一口气开了4个微博，在微博上喊冤，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社会的反响。他最后走火入魔，针对临川区法院、临川区检察院、临川区人民政府，搞了三场爆炸，炸死一些老百姓，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

　　今年另一个失意的中年男人陈水总，据媒体报道，他的诉求也极其卑微，他就是为了给自己办社保。派出所把他的户口簿年龄很可能搞错了，他是59岁，户口薄是60岁。他为了这一岁年龄的更改，跑了22趟派出所，无功而返。他也在微博上记载了22次去派出所的艰辛，最后也走火入魔，在高考第一天，在厦门的快速公交上，搞了一场燃烧案，烧死47个市民，包括一些高考生，他本人也被当场烧死。

　　爆炸声音离我们越来越近，今年首都机场T3航站楼发生爆炸案。山东农民冀中星，十年前在东莞打工，据他说，遭遇了治安队的殴打，落下残疾，生活不能自理。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竟然神差鬼使，坐着轮椅，搭乘大巴，转乘出租车，来到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他自己被炸成重伤，轻伤了一位保安。他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罪名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

　　对于这三个男人的暴力犯罪，必须给予严厉谴责，活着的冀中星要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他们当初的诉求为什么没能得到政府的倾听化解。冀中星玩博客，他到北京犯罪前最后一篇博客写到：“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这值得我们警思

　　正如网友所言：还在上访的人是相信政府的，还在上网的人是相信法律的。我们要珍惜老百姓对政府、对法治、对体制这份信心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