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利用（1)式对假设1进行检验。由于中国存在的二元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与私有企 业在高管选聘、货币性薪酬激励以及激励约束效应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大量文献研究发现国有企 业中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并不存在敏感性或者敏感性很弱等。因而本文前面建立的理论框架在不 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可能存在不同表现形态，所以本文在实证检验中将产权性质进行区分，分别进行 回归分析。表2与表3分别为私有企业样本回归结果和国有企业样本回归结果。表中，因变量为董 事长的绝对薪酬(lmoZo/y)和相对薪酬自变量为董事长绝对年龄〇4gei)和相对年龄 〇4ge2)。通过对表2的分析可知，私有企业中，董事长年龄与其薪酬显著正相关，不论采用何种薪酬 度量方式与年龄度量方式，上述结论均成立。也就是说，私有企业中董事长年龄越大,其获得的薪酬 水平越高；同时董事长相对年龄越大其获得的相对薪酬水平也越高。通过表3的结果可知，国有企 业中存在同样的结论，不论以相对薪酬或绝对薪酬衡量董事长薪酬，董事长的年龄(绝对年龄以及 相对年龄)均与其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在中国当前不论是在私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中，董事长年龄 (绝对年龄与相对年龄)越大，其薪酬水平(绝对水平与相对水平)越高。本文得到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假设1。就控制变量而言，董事长薪酬同时会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如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以及盈 利能力的提升，其薪酬也会得到提高。

　　3.高管年龄与企业业绩的检验

　　上面的检验结果发现，在中国当前高管年龄与髙管薪酬水平显著正相关。当然根据本文前面的 分析，这种正相关背后的逻辑可能是高管的权力干预所致，也可能是高管的人力资本增量回报。这 里进一步检验，年龄越大的高管拿着水平更高的薪酬，是否会同样存在年龄越大的高管会有更好的 企业业绩。本文对假设2进行了检验，即高管的年龄与企业业绩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检验结果见 表4,发现在私有企业组中，高管年龄与企业业绩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年龄越 大的高管并不会有更好的业绩表现。结合上面的研究结论，可能反映年龄越大的高管拿着高水平的 薪酬可以从权力干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进一步发现在国有企业组中，髙管的绝对年龄与业绩之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相对年龄与业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结果的差异， 分析中国的制度背景可以发现，国有企业的高管任命特别是董事长任命存在政府的管控，而年龄越 大的高管凭借资历，更有可能被安排到“绩优”的国有企业中任职，这种自选择的结果就会导致年龄 越大的高管任职的企业业绩更好，而年龄的相对值并不会存在显著关系。这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 国企业中还是存在基于权力影响的非效率问题。

　　4.高管年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检验

　　本文利用薪酬业绩敏感性模型，首先区分私有企业样本和国有企业样本,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 中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进行了考察，结果列于表5。表中模型1为私有企业样本的回归，模型2 为国有企业样本的回归。因变量为董事长绝对薪酬的差分，自变量为企业业绩的差分。通过表5可 知，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主要存在于私有企业中，在国有企业组中，虽然系数同样为正,但并不 显著。这种结论在之前诸多的文献中得到证实，如卢锐等反映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在政府的管制127Roa,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比较弱，薪酬激励效应对于国有企业高管而言并不强，其更多的是晋升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