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也不能完全责怪这些年轻的歌手，从模仿开始，任何一名歌手都曾经走过这样描红模子的路。当年，年轻的鲍伯·迪伦，从老家北明尼苏达的梅萨比矿山闯荡纽约时，也是从模仿当时著名歌手范·容克（Dave Van Ronk）的一首《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没人认识你》起家的。年轻的梦想，可以被蛊惑，却从来不可以被亵渎。更何况坐在转椅后面的导师们，最近会有很多场音乐会，却鲜见他们脍炙人口的新歌，让我们过耳难忘。那些参加比赛的年轻歌手们感激涕零对他们提及的基本是他们的老歌，要不就是说“我老爸老妈老喜欢你了”。

 

　　有出息、有希望的年轻歌手，需要出类拔萃的好声音，更需要你自己的原创力，创作出属于你的歌曲。就像崔健，我们提起他，就会想起他的《一无所有》。罗大佑，我们提起他，就会想起他的《恋曲1990》。鲍伯·迪伦，我们提起他，就会想起他的《答案在风中飘》。约翰·列侬，我们提起他，就会想到他的《想象》。我们确实太缺少这样富有创造力又能够踏上时代的脉搏、接上地气的歌手了。

 

　　想一想，上面提及的几位歌手的声音，只能说是独特，未见得说得上多么的出类拔萃。如果他们来“好声音”的舞台，未见得能够突出重围，被导师选上。这说明，声音固然重要，它可以帮助歌手起步，但原创力却可以引领你走远，走进一片新天地，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二）

 

　　这就立刻牵扯到如今歌坛原创歌曲所呈现的弊端了。因为这些弊端，直接影响着年轻歌手对于原创歌曲的创作。如今，新歌不少，大多只是过眼云烟一般，没有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歌曲，无论是对于宏大主题的抒发，还是对于个人情怀的内心世界的演绎，都显得有些空洞浮泛，大而无当。我们依然愿意走晚会歌曲的路子，也愿意孵化出千篇一律的爱情歌曲。这样的歌曲，不是愿意走宏大叙事的路子邀宠媚上，就是愿意吃着别人嚼过的馍，透着几分虚假和造作，屈膝于评委、名次、市场或时尚。我们缺少对于音乐最基本真诚与朴素的表达方式。从历史的原因来说，是和我们社会曾经长期处于的假大空有着明里暗里的关系，或无奈的藕断丝连，或惯性的轻车熟路。从现实的原因来看，是因为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让我们的个人情感的表达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程序化和模式化，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电脑软盘里找到为我们设计好的所有文件，也可以手到擒来从各种漂亮精美的贺卡中找到我们所要的标准化词汇，复制出我们所要表达的所有的感情，用快递公司去派送。我们同时也受到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渗入到骨髓的影响，因此我们更愿意“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式的和“爱你一千年一万年不变”的感情奢靡和空泛的抒发。朴素的表达方式便这样理所当然地被抛弃，真诚便这样轻而举易地被阉割。

 

 　　其实，无论晚会歌曲的宏大，还是爱情歌曲的空泛，都是我们习惯于“大”字上做文章，“空”不过是“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音乐，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法国音乐家德彪西的家人在回忆德彪西小时候的一则逸事时说，小时候父母给钱让孩子们买早点，其他孩子都是捡最大的糖果，唯独德彪西捡最小最贵的，即使在儿童时代，德彪西说：大的东西让我恶心。当然，这是为了解释德彪西后来在音乐领域对“大的东西”即以贝多芬为首的德国音乐的“古老城堡”一场完全颠覆性的音乐革命，从而创造出了崭新的法国音乐。

　　（三）

 

　　德彪西所谓的“大”与“小”，不过是艺术的一种隐喻。实际上，是我们对于艺术的、也是对现实与人生一种认知和投入的态度。记得鲍伯·迪伦年轻时候唱过一首叫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歌。他是在芝加哥的街上，跟一个叫做艾瓦拉·格雷的瞎子歌手学来的，他进行了改编，变为全新的演绎。这首歌是为了纪念一个叫乔治的黑人，乔治仅仅因为偷了70美元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了许多针对时弊的书信，惹恼了当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鲍伯·迪伦愤怒而深情地把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义，我曾经听他一次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一次用女声合唱做背景的吟唱，唱得都是那样情深意长感人肺腑。我们缺少这样拥有原创歌曲的歌手，因为我们缺少这样对现实关注批判的态度和艺术提炼再现的能力。仅仅是热闹的好声音，是不够的，走不远的。

　　作为选秀节目的大众文化，本身的缺憾，在于自身文本的贫困。美国大众文化研究专家费斯克教授曾经说：“大众文化的文本充满了裂隙、矛盾与不足”；“大众文化中具体文本的贫乏性……因为它的短暂性和重复性。”因此，“好声音”虽然力求出新，但自身文本所存在的这种“短暂性和重复性”，使得它只是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商品被人们消费，而一时承担不起流行歌曲原创力的重担，我们对它无须苛求。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坐在转椅上的导师，更是我们当今整个音乐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