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理论和创作影响异议(3)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上，两宋文学家关于《文心雕龙》的讨论几乎全部集中于刘勰《辨骚》对屈原及其赋作的讨论上，而且抨击之风占了主导倾向。晁补之在《离骚新序下》说道：“刘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为病。彼原嫉世，既欲蝉蜕尘埃之外，惟恐不异。乃固与勰所论，必诗之正，如无离骚可也。呜呼！不讥于同浴而讥裸裎哉。又勰云：‘士女杂坐，娱酒不废，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为原作，误矣！然《大招》亦说粉白黛黑，清馨冻饮，勰以此为荒淫，则失原之意逾远。”对刘勰的评价仍然较低，甚至认为其“文字卑陋不足言”。张嵲《证辨骚》说：“刘勰作《辨骚》以谓班固谓屈原为‘露才扬已’忿怼沈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县圃，非经义所载；……而勰考不精，遂谓班孟坚谓屈平离骚不合于左氏，则其失也，不待辨而可了矣。”显然是不赞同刘勰的观点，在指陈刘氏的错误。楼钥在《高端叔墓志铭》中写道：“尝谓《离骚》之学几亡矣，……班固、扬雄、王逸、刘勰、颜之推，扬之者或过其实，抑之者多损其真。”也对刘勰关于骚学的阐述有异议。林希逸在讨论《离骚》时说：屈原“二十五篇逸放之辞，当与李太白论，不当与班固刘勰论。……刘勰缀缉词章而不达比兴，其文可考也。”认为《文心雕龙》只是摄取了屈赋的词章而不能领会其真正的意旨。

　　宋代征引《文心雕龙》最多的学者是宋末王应麟，集中于《困学纪闻》，有十四处，胪列于下：卷二《书》：“《文心雕龙》云‘《书》标七观’”（引自《宗经》）；“《文心雕龙》‘夏商二箴，余句颇存’”（引自《铭箴》）；卷五《仪礼》：“《文心雕龙》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卷十《地理》：“《文心雕龙》‘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引自《祝盟》），“《文心雕龙》云‘《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卷二十三《考史》“《文心雕龙》谓‘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卷十七《评文》：“《文心雕龙》谓‘英华出于情性，贾生俊发，则文洁而体清；子政简易，则趣昭而事博；子云沉寂，则志隐而味深；平子淹通，则虑周而藻密”（引自《体性》），“《文心雕龙》云‘《论语》已前，经无“论”字”；卷十八《评诗》：“《文心雕龙》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文心雕龙》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词”’，“《文心雕龙》云‘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文心雕龙》谓‘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引自《炼字》）；卷十九《评文》：“醇酰出《文心雕龙》”；卷二十《杂识》：“《文心雕龙》云‘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烦；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引自《熔裁》）。王氏引用《文心雕龙》着重于文学思想，有卷十七《评文》以下八条，其他所引主要是为了他史地考证服务的。王应麟是宋末元初人，如此较多的征引说明《文心雕龙》重视度比以前有所提高，但这样的现象仍然是个别的，况且王氏是学者，文学成就并不是很高，这就难以说明《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而在其他学者的讨论中，则多不是从《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出发，常常把它作为史料进行考证。如吴曾讨论“江山之助”一词时写道：“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烦。然屈平所以洞风骚之隋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故唐张说《至岳阳》诗益凄惋人，以为得江山之助。”固然认可刘氏的思想，但主要是考证“江山之助”的来历和意义。再如洪迈曾说：“用兵获胜则上其功状于朝，谓之露布，今博学宏词科以为一题，虽自魏晋以来有之，然竞不知所出。唯刘勰《文心雕龙》云“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观听也。”用《檄移》中的言语来印证自己的看法，与文学思想无涉。又如程大昌考证“马匹”之“匹”意时说道：“或曰：匹言价与匹帛等，不知孰是。因读刘勰《文心雕龙》，其说为长，曰：‘古名车以两，马以匹，盖车有佐，乘马有骖服，皆以对并为称，双名既定，则虽单亦复为匹。匹夫匹妇，之称匹是也。’此义甚通。”这是引《指瑕》之文来考证“马匹”之意的来源。（刘勰《指瑕》之文与程氏所引略异，但大意相同）与文学思想同样无甚关系。

　　当然，笔者上述所论无意于一味贬低《文心雕龙》在两宋时期的影响，张戒曾说：“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刘勰云：‘情在词外日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论其实一也。”张氏征引刘文，实际上就是认可《文心雕龙》的观点，但象这样的情况只是零星的言论，非常少见。

　　再者，《宋史·艺文志》虽载辛处信《文心雕龙注》十卷，但到了元代此书就已经亡佚，从另外一面也可见，《文心雕龙》并不为宋人所看重，故流传不长，亡佚较快。

　　有元一代，因为统治时间较短，所以征引《文心雕龙》的现象虽然存在，但也只是集中于个别人的著作中，如潘昂霄的《金石例》引用了《文心雕龙》七处。虽然钱惟善在元至正本序中说《文心雕龙》“自二卷以至十卷，其立论井井有条不紊，文虽靡而说正，其旨不谬于圣人，要皆有所折中，莫非六经之绪余尔。”称誉甚高，但这是遵嘉兴郡守刘贞之嘱，“候欲广其传，思与学者共之，刊梓郡庠，令余叙其首”，“今侯为政是郡，不失其清白之传，文章政事，为时所推，……故不敢辞”，属于应景之作，难免就有夸饰的成允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由此可见，虽然《文心雕龙》在两宋时期已逐渐为士人所习知，但士人引用《文心》者为数仍然不多，虽然认可了《文心》的某些文学思想，但总体的评价并不是很高，故影响也不是很大。

　　余论

　　明代以后，《文心雕龙》才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仅因为此时对《文心雕龙》的校勘风行，有朱郁仪、梅子庾、王损仲等十数家，更为重要的是明代杨慎批点《文心雕龙》，标志着系统研究刘勰《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开始，也透视了刘氏文学理论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随后，《文心雕龙》的研究遂向风而行，络绎不绝，其文学理论也深得人心。但在明代之前，《文心雕龙》的影响并不大，人们关注不多，尤其在一流的文学家、批评家中庶无提及，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尤其是创作意义并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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