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理论和创作影响异议(2)

　　二、《文心雕龙》在隋唐的影响

　　《文心雕龙》在隋唐两朝为人征引较少'同样说明了时人对其关注不够。尽管《文心雕龙》的一些思想与言论为人所袭用，但这种影响更多地是体现在史学方面，而在文学领域并不昭著。即使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艺术传》的序言中暗用了《文心雕龙·正纬篇》“真虽存矣，伪亦凭焉”一语，但这只是说“艺术之兴”过程中“诡托近于妖妄迂诞，难可根源；法术纷以多端变态，谅非一绪”真伪互渗的事实，而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不大。姚思廉所撰《梁书·文学传下》和李延寿所撰《南史·文学传》皆置刘勰为一传主，都突出《文心雕龙》论“古今文体”之意，前者甚至还引用了《序志》一篇，但姚、李二人认为《文心雕龙》一书是讨论各种文体的著作，并非单纯讨论纯文学意义上的文体。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说：“近日刘勰《文心》、锺嵘《诗评》，异议风起，高谈不息，人惭西氏，空论拾翠之容；质谢南金，徒辨荆蓬之妙。”—方面说明《文心雕龙》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另—方面也暗示了人们对《文心雕龙》褒贬不一，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学者认为《文心雕龙》对唐代文学思想有重要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刘勰“风骨”的思想上，陈子昂的“汉魏风骨”论、殷瑶《河岳英灵集》对“风骨”的重视等都说明了唐代“风骨”的精神与刘勰相通。笔者认为，“相通”只能代表他们的精神有相似之处，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观念就受到了《文心雕龙》深刻的濡染。原因一是“风骨”一词，最早并不是由刘勰提出，沈约《宋书·武帝纪》就说宋武帝刘裕“风骨奇特”，“（桓）玄见高祖，谓司徒王谧日：‘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虽然是评论人物的风貌，但意义却是和文学上的“风骨”相近，二是这些文人在谈及风骨的时候，从未直接标注过刘勰或《文心雕龙》等字眼，由此，我们很难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风骨”一词及其思想直接就来源于《文心雕龙》。至于象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等诗歌批评著作，虽然相对于其他著作引用《文心雕龙》多一些，但《诗格》、《诗式》等这一类著作本来品格不高，属于童蒙一类的读物，所以影响也不大，至少说明《文心雕龙》的思想在唐代并不为人所看重。

　　有论者认为《文心雕龙》在唐代最显著的影响表现在刘知己的《史通》上。汪春泓从思维方式、“宗经”思想、叙述体例及方式和对古代文化史的看法等四个方面认为《史通》受到《文心雕龙》很大的影响。不错，《史通》对《文心雕龙》的评价还是很高，它在卷十《内篇·杂述》中说：“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之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刘知己在其后又说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实际上表明自己要学习刘勰等前贤纠正时弊，破除虚妄之事。但汪春泓先生用了相互比照的方法来说明《史通》受到了《文心雕龙》的影响，笔者认为这只能揭示了《史通》在史学的某些精神上和《文心雕龙》是相通的，并不足以说明《史通》从框架到具体的叙述方式上都受到了《文心雕龙》的影响。刘知己自己从来没有说过，《史通》很多方面继承了《文心雕龙》，《史通》一书明确用《文心》之语来阐述自己观点的有两处，卷十八《外篇·杂述下》说：“昔刘勰有云：‘自卿云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向雄已后，颇引书以助文。”引自《文心雕龙·才略篇》，这也仅仅用来说明历史的一个事实，与具体的史学观念关系并不是很大。另外在《杂述下》还说：“（扬雄）自序又云：‘不读非圣之书’，然其撰《甘泉赋》，则云鞭宓妃。刘勰《文心》已议之矣。”

　　《史通》明言《文心》的只有此两处。暗用《文心雕龙》之语的几乎没有，有论者说《史通·叙事》云“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轮扁所不能语斤，伊挚所不能言鼎也”，后两者缘自《文心雕龙·神思篇》。其实这只是一个极常见的典故，不见得就是来源于《文心》。基于此，笔者认为《文心雕龙》对《史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最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唐初著名史学家颜师古在《匡谬正俗》卷五中关于史书的赞语说道：“刘轨思《文心雕龙》虽略晓其意，而言之未尽。”对《文心雕龙》评价也不高，甚至把《文心》的作者都弄错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颜师古轻视《文心》所致。

　　三、《文心雕龙》在宋元时期的影响

　　《文心雕龙》在宋代文学批评史上影响较之于前有所增强，作为文献记载，它见于《新唐书·艺文志》、《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等。然而在他们的叙录中对《文心雕龙》评价却较低，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写道：“《文心雕龙》，右晋刘勰撰，评自古文章得失，别其体制，凡五十篇，各系之以赞。云：余尝题其后日：世之词人，刻意文藻，读书多灭裂，杜牧之以龙星为真龙王，摩诘以去病为卫青，昔人讥之，然亦不足怪，盖诗赋或率尔之作故也。今勰著书垂世，自谓：尝梦执丹漆器，随仲尼南行。其自负亦不浅矣。观其《论说》篇：“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三论，后人追题。是殊不知《书》有论道经邦之言也，其疏晷，殊过于王杜矣！”指出刘氏之纰缪，对其过分自负也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说明《文心雕龙》并不为文献学家所看重，甚至将刘勰所属的朝代都弄错了，误认为是晋代，也不著录卷数。

　　不仅如此，两宋时期，《文心雕龙》在文学理论和批评上也不常为人们所引用，谈及《文心雕龙》或引用其语的现象并不是很多，文学家讨论《文心雕龙》大抵有以下几处：

　　黄庭坚曾经两次谈到《文心雕龙》，他在《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一）中论道：“南阳刘勰尝论文章之难，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工。’此语亦是沈谢辈为儒林宗主时好作奇语，故后生立论如此。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此引《文心雕龙·神思》语，刘勰是赞同“好奇”之论的，但在黄氏看来，这是因为沈约、谢胱是当时文学领袖，他们“好奇”，故而也就误引了当时的文学风气，刘勰遂就作出这样的判断，黄庭坚本人则是反对“好奇语”的倾向，认为这是文病。黄庭坚在《与王立之四帖》（其二）的信中又云：“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虽然提出应当阅读《文心雕龙》，可见《文心雕龙》在宋代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黄氏看来，《文心雕龙》的看法“未极高”，算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也印证了上一封书信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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