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不仅以其本身数量的增长,而且其内部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以明清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为例,特大市镇之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居民人口已占绝对少数,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居民人口职业专业化程度更高,从事运输服务业的居民人口占有更大比重,这些市镇又集中了一批从事封建宗教文化活动的人口,还吸引了大批无职业的纯消费人口集聚其中。江南市镇人口在职业结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其居民人口的地域构成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市镇形成之前的村庄行集发展阶段,其内部人口基本上属于本地居民,然而当村庄行集发展为市镇后,其内部的外籍成分就逐渐增多。而在江南市镇人口结构的演变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内部阶级构成的变化,除了市豪行霸及地主官吏作为统治阶级,一般工商业者及少量农业居民作为平民阶级,从而组成城市的基本阶级结构。明朝中后期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在经济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即“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就导致了城市中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即早起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这对传统的城市社会结构产生了冲击。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商帮是在古代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的流通范围在本地狭小范围内满足不了需要了,因此就需要结帮联伙走出去采购或者是推销。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3]。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商帮的出现以及商人地位的提升,是对我国明清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这就使得商人在城市人口构成中占得比重加大,地位提升。明清虽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商帮,但是依附于国家权力的商业行为只是促进了官与商的结合,形成所谓绅商阶层,他们经商所得都投资于土地买卖,商业化的浪潮并没有孕育出一个具有独立政治意识并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商业资产阶级。 三、 影响明清城市结构的原因分析 明清城市史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皇帝意志以及行政权力的观念对城市结构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古代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僚阶层盘剥。城市结构往往随着政治变迁而变迁,政治变动和战争常常导致城市迁移和兴废。明清时期的城市在无论在地域结构还是社会结构方面都首先受到行政权力的影响。比如明朝初年,明太祖推行“高筑墙”政策,因此明代的城市一般都筑有城墙。就湖南地区而言,无论是府城、州城,还是县城,都被城墙包围着。又如明朝初年,山东、河南、河北历经元末战乱,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这不可避免的会对城市的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其次,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也对城市结构起着重要作用。 皇权以及行政权力虽然对明清城市结构的形成起着支配性的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往往会冲击这种行政权力之下的城市结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会使城市功能突破原有的分区,改变城市的阶级构成。比如明代城市的工商业十分发达,店铺众多,除经常性的店铺贸易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流动摊贩和一些定期的庙会和集市。一些边远的县城也出现了夜市。如黔阳县新路市,“货物日以繁富,贸迁者多久焉。开夜市灯火贸易,三更始罢”[4]。晚明江南地区则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工商业城镇,这对城市社会结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总的来说,明清是我国古代社会城市发展的最高峰,明清的城市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有所发展,特别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无论是在城市地域结构还是社会结构上都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性。但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控制,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向近代城市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以及对工商业缺少立法方面的保护,使得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缓慢,城市更多的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通过对明清城市结构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对近代城市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清光绪《湘潭县志》卷六《赋役》 [2] 清光绪《湘潭县志》卷十《货值》 [3]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 清乾隆《黔阳县志》卷九《乡都.市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