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猪,志椒悦,精权奇,篆浮云,腌上驰,容与体,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夭马徕,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辣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 第一首因天马生于渥水而作。《乐府诗集》引李斐说:武帝时南阳新野暴利长屯田敦煌,有野马群饮握洼水。其中有一匹马貌显奇异,与凡马异。后“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之,云从水中出也”。第二首则是因得大宛马而作,从时间上看两者相距二十年,将两件不同的事合一称天马之歌,源天马系祥瑞也。 祥瑞灾异,是将某些特殊的现象、事务作为吉兆或凶兆,以此来判断、推究上天的旨意。由于人们对自然认识有限,夏商时期人们对异于平常的自然现象有所敬畏,祥瑞灾异观念往往还只是限于自然现象。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墨家、阴阳家多将祥瑞灾异观念与自家所宣扬的思想融合,祥瑞灾异说的内容有所扩充,灵兽开始逐步出现,而非单指气候现象: 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蚓大蝼。皇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帝王将兴必有祥瑞出现,如大蚓大蝼,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所谓大蚓大蝼,火赤鸟即祥瑞之兽。及至西汉,董仲舒将前人之祥瑞灾异说进行总结并系统化,形成更为统治者所接受的天人感应说。“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工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于是统治阶级往往把祥瑞的出现作为国运昌盛、天下太平的应兆,并大肆宣扬自己合乎天意,以巩固和强化自己的统治。这一时期,祥瑞动物、植物等出现的次数也日益增多。渥水出天马正是祥瑞之兆,而得西域良马并借此成功将西域诸国划入西汉的势力范围,无疑也是对统治者的一种肯定,亦是祥瑞的表现,然此时对祥瑞天马的描述仍是正常态的,只是从其来源以及在统治者政治抱负规划中的作用等方面加以美化。 天马形象演变为翼马主要源于汉代以来神仙思想的流行。早在战国时期,齐燕的方士就开始将神仙与现实中人们对长寿的渴望联系起来,这就为长生提供了可操作的途径,神仙观念也就和现世的不朽结合在一起。秦始皇时,更是“悉召文学方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汉初,黄老之学盛行,“黄老起于齐,神仙之说与黄老通”,至汉武帝,对神仙、长生不老的追求更为流行,大肆祭祀、封禅都是追求神仙的表现,祥瑞之物逐步开始带有神仙化的特征。 晋葛洪《抱朴子》内十五:“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游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者有三法,一曰龙蹻,二日虎蹻,三曰鹿卢蹻。……乘蹻须长斋绝荤菜、断血食。一年之后可乘此三蹻耳。”王充《论衡》:“龙,马、蛇之类”。马应该也可以成为蹻。《尔雅·释》郭璞注说:“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汉代的著名学者王充也曾说过:“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易经》曰:“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周礼·夏官·庾人》:“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郑玄在同书注曰:“孝经说曰:‘斗曲杓桡,象成车。房为龙马,华盖覆钩。’”。房即房星,“房星既体苍龙,又象驾驷马,故兼言之也”。 与龙蹻、虎蹻、鹿蹻相比,马作为人们生活更为常见的牲畜之一,似乎为人们求仙提供了更为简单可行的方式,人们更倾向于马也是成仙的桥梁之一,祥瑞的天马也开始逐步由普通良马形象慢慢转变为带翼天马。《史记·礼乐志》日出入篇载:“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引应劭曰:“訾黄一名乘黄,龙翼而马身,黄帝乘之而仙,武帝欲得之”,即认为黄帝乘翼马而仙,翼马是成仙的蹻之一。另山东武氏祠也有一副带有翼马的画像石(图7):在对立的双阙后面,墓主人亡灵伴着一丝云气而来,在羽人的导引下,乘上翼马所驾之车,升入到处是蒸腾云气、到处是带翼仙人神怪和人首蛇躯的神灵天空,最后到来处于画面最顶部的西王母身边,也表明翼马所驾之车是通往天国成仙的工具。 综上,我们认为汉代天马形象的出现及其变化正是源于祥瑞及神仙思想的影响,早期的天马多是祥瑞的表现之一,统治者往往借此歌颂自己的功绩。随着神仙思想的兴起,天马逐渐衍生出两翼,带有仙化色彩,成为能够带人飞升入仙道的“蹻”。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汉代马除了作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牲畜,重要的交通工具及军事力量外,马的艺术形象从之前的写实逐渐祥瑞化及神仙化,人为的带有了神秘化的特征,这种变化对中国古代马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