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讳言，即使是罗大佑早期最畅销的作品《爱人同志》，当时其中最令人惊艳的 MIDI 编曲于现在听起来，终因音乐创作元素与时代风格的演变而在早期电子音乐的局限下略显空洞，即使是罗大佑日前公开的几曲新创作的作品，虽绝非随意剪裁之作，但在曲式和编曲上若与目前流行音乐创作美学的聆听度和流行度来比较，也并非显得特别的突出。所以作为一名音乐创作者，若以创作者艺术生命、文化理想和艺术价值的延续来看，罗大佑走向人文公社的跨界多元发展已是必然的选择。罗大佑2013年的新作尚未正式发行，和《二十世纪罗大佑》里的任何一张专辑都一样，新专辑的评价和音乐价值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然而《二十世纪罗大佑》在流行乐坛的定位和价值也在于此，这些专辑整合出版的过程，也就是对罗大佑出道二十年音乐态度检验的过程。罗大佑一直把检验创作的严肃标准交付时间，也不断赋予逝去的时间新的解读意义。在阿达利（Jacques Attali）的观点中，作曲是连时间不可回溯的“界”都可以跨越的：“作曲解放了时间，使之可以是活生生的经验，而非囤积之物。因此，作曲是以人所活过的时间来度量，取代了囤积在商品中的时间”。④于是重观《二十世纪罗大佑》的发行与人文公社的成立意旨，罗大佑主动向两岸三地社会抛出个人创作历程的阶段总结与回顾，并转化延伸其音乐理想的发挥场域。在当代社会评论的检验之外，罗大佑再一次以音乐作为时间空间的纪录与挪用，为听者在他这段以生命历程创作的音乐中，开展一个可不断跨界回溯的音乐消费空间，也藉此同时标示出这些创作历程和音乐作品所承载的社会集体记忆，以及在特殊时代里所具有的历史定位。 

 

　　三、结论 

 

　　1982 年罗大佑性格鲜明的音乐和形象带给中国社会的，除了听觉的直接震撼外，更是一个从安静保守的木吉他和弦中，藉西方摇滚乐精神，以新的音乐形式、内容和节奏，所表达的新的音乐政治态度及个人主体政治表达的解放。传统上参与运动的歌曲也许是抗议的叙事性，然而当抗争的思考已经延伸成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而抗议也可能沦为商品促销的姿态时，如何从形式和音乐性来寻求颠覆性，也就成为必然的方向。道德性的质疑只是让商业巨网下的音乐生产者更困顿。表面的政治正确并不意味着好作品，如何进入生活中促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经验重新去感受，包括身体的举手投足到习惯的节奏，都是重现日常生活细微权力的关系和掌治状态。言语至此，罗大佑音乐艺术中的理想主义精神与人文性的体现耐人寻味。 

 

　　注释： 

 

　　① 【美】萨依德著《知识分子论》，王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② 张建军著《罗大佑的故事》，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③ 张建军著《罗大佑的故事》，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④ 赵志亮主编《文化的力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参考文献： 

 

　　[1]尤静波.流行音乐文化概论[M].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 

 

　　[2]解学初.流行音乐文化教程[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3]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M].人民出版社，2006. 

 

　　[4]岳璐.当代中国大众传媒的明星生产与消费[M].岳麓书社，2009. 

 

　　[5]张建军.罗大佑的故事[M].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 

 

　　[6]【美】萨依德著，王林译.知识分子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