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论文以罗大佑的音乐创作理念、音乐作品为基础，与社会时代背景进行互动分析，讨论流行音乐在商业体制、政治现实与社会文化间所发生的张力与能量，从罗大佑的音乐艺术历程，阐释了其音乐作品、演唱风格中的人文精神。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充分体现了其音乐作品意义的深远，演唱风格中质朴、自然的特点。 

 

　　关键词：流行音乐 罗大佑 文化研究 流行演唱 

 

　　作为首位将西方摇滚乐带入台湾国语流行音乐市场的流行音乐创作者，20世纪80年代年代罗大佑的成功为台湾、甚至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市场打开了新的创作空间与视野，改变了当时华语社会对国语流行音乐的听觉感知习惯，其结合社会批判与现实思考的歌词创作和 音乐实践，更反应了流行音乐在艺术及娱乐的效果外，同时也承载了相当大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意义的空间。 

 

　　一、罗大佑音乐理想主义的延续性 

 

　　罗大佑的音乐之所以能够承载人们这么多共通的生命情感以及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样的创作能量，终是来自于创作者本身对于生命经验和社会观察的思考。在许多罗大佑曾公开发表的言论中，不论是关乎音乐还是政治，都可见其超乎一般流行音乐创作者的人文思考和视野。在音乐这条路上，罗大佑称自己是一个死不悔改的革命派，而这种革命性格，其实也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这份理想主义包括了创作者不断从自我质疑和自我观照中，沉淀出其对现实生命的深刻感知，进而将这份自省转化为创作的能量，以声音、以文字、以图像等作为自我传达的媒介向大众发声。 

 

　　这些声音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的表述，他们更试着向大众揭露其所以为的，对于政治社会生活以及人类情感道德的真实信仰。也就是萨依德（Edward W.Said）在《知识分子论》中所主张的：“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①2002 年，罗大佑成立北京音乐工厂之际，也在我国大陆以纪念演艺生涯20年为名举办了系列活动。包括仅1988 年在台湾发行一万册的个人文集《昨日遗书》于大陆的再版发行，以及八CD 的创作全辑《二十世纪罗大佑》在大陆主要城市的限量首发。罗大佑的这两个大型回顾动作，除了在21世纪重申个人理想主义与生命历程的纪录外，也是其主动为自己的音乐创作历程赋予时代解读与历史定位的积极行为。不论罗大佑的音乐在现在到底还有多大的影响力、还有多少人继续肯定他的音乐创作，但毕竟他的音乐、他的文字、他自身的社会实践，曾经对台湾地区和大陆许多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有着相当的震撼和启蒙。 

 

　　除此之外，20世纪80年代的黑色旋风更替台湾地区在商业的流行音乐市场中，开发出完全不同于早期民歌的乐风与创作思考的态度，为今日台湾流行音乐类型的丰富打下根本的基础。纵而观之，罗大佑这个流行音乐创作者对两岸三地中国人社会曾经造成的这些开创性的影响，在他而言并不只是个人天才的巧合与偶然，也是时代进程的必然。出道至今，罗大佑想做的一直都不只是纯粹发挥个人的音乐专长，更是一直刻意在音乐的创作与聆听的关系中，制造一种不同的、具有社会意识的市场、声音、和民族情感连结。关于罗大佑实际的音乐作品内容和他的创作态度，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其实一直有一份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使命感与人文社会关怀。这份使命感在时代松动之初，透过他的音乐实践也的确曾经并发出可观的刺激作用与变革能量。然而在时代进程不断的转化中，知识分子被信息或媒体工业等所具体呈现的群众政治簇拥同行。其专辑《昨日遗书》与《二十世纪罗大佑》的发行，更是他选择以实际作为主动提供历史对其音乐创作的解读方式，进而更彰显了其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中的定位。 

 

　　二、罗大佑音乐文化中的人文性 

 

　　“人文公社”是罗大佑继 2002 年北京音乐工厂成立之后，2003 年于香港成立的公司。音乐工厂以音乐创作为主，而人文公社于香港的成立，便是基于香港整体专业分工的制作环境，希望结合不同领域的创作者，联系一些导演或作家，作一些跨界整合的尝试，甚至制作歌剧或音乐剧。然而人文公社如此创社的执行理念，回顾罗大佑的创作历程是有迹可寻的。1982 年罗大佑就举办了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流行歌手的个人演唱会，作为开展个人音乐表演实践的第一响。1991 香港的“音乐初夜”演奏会，即为一场结合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的演出，虽然反响没有预期的高，但他仍认为这是为开发多元音乐表演型式的必要尝试。1995、96 年，罗大佑回到台湾，发行了《再会吧！素兰》与《宝岛咸酸甜》两张台语合辑，还成立了“OK 男女合唱团”，其不靠媒体打歌，却借民俗文化的走唱风格，以电子花车巡回台湾地区的十三间庙宇，回归街头献唱的与民亲近的直接表演方式，走向另一条与土地、平民、生活贴近的传唱模式。 

 

　　1997 年罗大佑也参与了台湾首次结合流行音乐、现代舞与剧场形态跨界合作的舞台演出《天国出走》。这出舞台剧企图以超写实的手法，描绘港台两地面对世纪末的焦虑，尤其是1997 年香港即将面临的回归问题。《天国出走》为罗大佑与台北越界企图结合严肃艺术与流行艺术的新尝试。“现在媒体太多了，容易迷失，有理想者没办法发挥影响力，因此需要统合。……我们能演出的舞台已经不多了，所以更要靠自己去创造新的表演模式”。②2003 年罗大佑终于自组人文公社，以希望开展更多样艺术实践形式的可能，而人文公社这个跨界理念团体的成立，除了反映了罗大佑自身音乐态度的转变，也突显了创作者和整体文化环境的互动关系。20世纪90年代罗大佑从香港的专业制作环境吸收经验，从2000 年开始进行多场大陆的巡回演唱，以其对各个城市不同历史背景的了解与城市人文特色的观察，在每一场演唱会企划、舞台设计、音响硬件技术等的筹备流程中，两岸三地音乐表演及专业的制作人才，在这些为消费而计划的音乐演出中集结。因此，不限于流行音乐创作者的演出身份，罗大佑在华人流行乐界的定位更像是一名沟通者。 

 

　　在罗大佑的音乐创作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跨界”和“整合”的概念在创作者的思考中是一直不医学论文断循环运作的。在实际音乐创作上从摇滚乐、中国民族调式的五声音阶，民歌、西方古典交响乐、电子乐、Rap、甚至伊斯兰教音乐等取材元素的涉及，或是在表现形式上用音乐、影像、戏剧表演、民间艺术、文学创作等不同领域的创新与结合。罗大佑的音乐在板块地域上、在政治实体上、在文化认同上所寻求的跨越与整合，这一点，从罗大佑终将人文公社设在香港便可以看出。如同20世纪90年代音乐工厂选择在香港成立，其中重要的考虑也就是因为香港在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在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所具有的回旋空间和潜力。香港回归祖国后，罗大佑又将音乐工厂迁至北京，真正走向了一个跨越地域、政治，整合资金、技术、文化等资源的多元发展方向，香港自身累积的经济、技术基础和文化开放性，仍是人文公社在两岸三地间最适合的考虑。对一个艺术工作者或人文工作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个人自己不能决定一件作品的价值，而是时间决定一切。尤其在创作市场取向日益多元、创作风格姿态因技术、理念、文化环境等不断翻新而样貌丰富的现在。回归到音乐创作上，罗大佑这名资深创作者也有清楚的自我定位：“其实我现在写一首歌并不比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写一首歌更有保证，大家不见得会因我是罗大佑而买我的歌，和年轻歌手相比，我只是更有名而已，其它的保证都是不可靠的。反过来说，机会和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公平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