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一起探讨杨绛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

　　我们知道文革中杨绛一家同样是非常不幸的。女婿自杀、妹妹惨死、自己被剃成阴阳头，扫厕所，默存也被下放劳动等等，这里的哪一桩哪一件又会是幸运的呢？但是文中我们却看不到杨先生的苦痛或是悲伤。因为对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生活的贫苦并不会让他们觉得不幸，最难忍受的便是自由的丧失，学术被玷污，人格被践踏！郑板桥曾有愤激之词“难得糊涂”。一个人为什么要糊涂，因为越是清醒，受到的伤害也越惨烈。因为清醒，他们承受了太多的精神风暴和思想分裂！这句话更象是杨先生的自嘲。由此看来，老王的不幸更多的是物质和生活的痛苦，而杨先生面对的却是非人间的精神炼狱啊。那么，谁才是更深重的不幸者呢？恐怕就不难得知了吧。而杨先生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心中充满的是感激而不是抱怨，因为她看到了任何一场人祸之下，还是有“幸运者”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下、身下、脚下，便满是不幸者的血与泪，因此与老王相比，“我”仍觉得是幸运的——“活着”不就是不幸中的大幸运吗？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关注他人的不幸远大于关注自己命运的情怀——请不要小看了这种情怀，要知道那么多在文革中遭受不幸的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则变得愤世疾俗，有的把不幸难当成了提要求，谋利益的本钱，有的则整日唉声叹气，不求上进……比较而言，杨绛的这种“不能承受之轻”的精神显得多么难能可贵啊！

　　至此杨先生身上看到的什么？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杨先生纯真的人性，是博大的胸襟和宽容的气度，是面对苦难依然乐观的精神，是痛定思痛的反思和自省的品质。所以，她才能如此面对自己的磨难，如此地肯定苦难中的那一丝微弱的人性之真、善、美！面对命运的不公和不幸却依然能肯定和珍惜人性之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人文情怀。

　　试问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何“愧怍”？然而杨绛却依然“愧怍”着，那么她到底又因何而愧怍呢？

　　在文中作者已经明确地说过，并不是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也不是“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任侮辱他”，“都不是”！切莫忽视作者的这一态度，因为这样的理解正是作者所担心的，那样就会看浅了杨绛的深度，看轻了“愧怍”的分量。

　　这里用的是春秋笔法，读者不能轻易忽视其深沉的寄寓。

　　我们认为首先是因为杨绛是这样一种习惯于自责和自我解剖的的人，而不是那种手术刀向外专门解剖别人的人。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杨绛没给老王钱会怎样？她会不会“愧怍”？

　　当她非常意外地得到老王的已死的消息，震惊之余她会不会“不安”？我想同样也是会的，会为不给钱而“愧怍”，为无法预知老王的命运而“愧怍”，为无法帮助老王改变命运而“愧怍”。

　　面对这社会带给老王的“更深的不幸”，我却无能为力，这是“我”“愧怍”的第二方面原因，也是最根本、最深层次的原因。

　　杨绛的高贵之处就在于，看重别人的苦难，而忽视了自己的辛酸，总要为更不幸的人“愧怍”！因此杨绛的“愧疚”来自于她的善良天性，来自她的慈悲心肠，来自她的宽容精神，来自以她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从人类学的意义来说“人是生来平等的”，这深深地影响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杨绛，然而“现实中人真的是平等的吗？”文革的现实和切身的遭遇使杨先生不断的对社会提出质疑，她一直在思考：同样是人，为什么杨绛活得比老王好？为什么老王蹬车，杨绛坐车？为什么老王瞎眼，杨绛眼睛明亮？面对这些问题，许多人同我们一样并不会内心不安，但杨先生非要问刨根问底，没有人能回答她，她就只好反复地问自己，问得自己无法安宁，最后只好以亏欠愧怍之罪安放在天平的另一端才算些许达到了心里的平衡。她为什么非要刨根问底呢？因为一个善良慈悲的人，看到别人的不幸便总想帮助他，而当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就会像欠了别人一样的愧疚。基督以自己来承受苦难来担荷人类的不幸，因为他是大慈大悲者。杨绛也是一个慈悲者，她也要担荷，更要愧怍——这正是愧怍的精神内涵。

　　不能反省自己的人是不求进步的人，不能反省自己的民族也是难以发展的民族。不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善良，失去爱心，失去灵魂，失去自省和反思的勇气，因此经历过文革的人以及我们的社会都应该反思和自省那段不堪的历史，以避免不幸再次发生。我们从杨绛先生笔下的“我”的自省中，体察到一种力量，也看到了一种希望。在漫长的黑暗和等待中，先生用灵魂的正义，良知的激情，理性的宽容，超越自我苦难的意志，升华为对他人苦难的关切。而这一切，全部凝聚为两个字——“愧作”。

　　作者单位：浙江临海市大田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