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离去时,他手里握着一卷书。
十几年来,我的脑子里始终浮动着这样一个意象。之所以用“意象”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它跳出了凡俗生活,从而更像生活,更适合书写,而这显然要比“纪念”更有意思。甚至,我关心那卷书要远胜于关心这个意象。
那是本什么书?它被一双老年男人的手翻到了哪一页便再也翻不动?心脏最后一下跳动时,他从书上读到了什么?这些从一开始就被人忽略的问题,从来没离开过我的脑子。直到三十年后,这些问题又强势迫近我,自言自语道:“怎么样,咱们要不要来个漂亮的了结?”
窗外鞭炮噼啪炸响,凛冽的空气令它们格外清脆,中国新年的喜庆在每家每户中流淌。如春暖室中,搜索一个几乎从没给我留下记忆的男人,有些不合时宜,但在那一天,我搜索他的意志特别强大,甚至做不了其他任何事。孩子的十岁生日在眼前,他的三十年祭日在眼前,结果是,我选择了他。
若说有联结,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结是父亲。他是父亲的父亲,我是父亲的女儿。如果没有他,世上便不会有现在我这样一个女人。一条纤纤窄窄、蜿蜒曲折的血脉之流里,他在上游,我在下游。结不成丝的族谱蛛网上,如果有我,也必定有他。
他与我有过一面之缘,在上海他的家中,那时我三岁多。
关于那次上海之行,我的所有记忆都来自母亲反复重叠的讲述——我是那么爱“逃”,趁大人稍不留意,就逃出他们的视线,一个人跑到河岸看水看船。南方小镇水多桥多,这么多的美汇成母亲的担心。母亲的担心有充足的理由,父亲曾有一个大他几岁的哥哥,六岁那年顽皮的小哥哥在河边玩耍时溺亡。
她拂逆了他的意见,坚决不肯把我留在上海,留在他的身边,为此,他们之间再次弄得不愉快。第一次,因他的儿子娶了山东女子,他大发雷霆:“为什么不找上海女人?你还想回上海吗?”
他说得不错,我的父亲从离开上海那天起就再也不是上海人了。
空白,空白,之后还是大段的空白。
直到三十年前那个初冬的早晨,父亲手拿一张加急电报,说要赶回上海一趟,因他父亲去世了。
说这话时,父亲脸上并无太多悲伤,也许是我没看出来,并且没预感到填充我记忆空白的事物即将来到。他是家中长子,火速回去奔丧是必须的。
一个星期后,父亲从上海带回来很多东西:牛皮糖,状元糕,高跟皮鞋,漂亮衣裙,还有一个棕黑色的小匣子,匣子里面装着他的骨灰。对漂亮衣物的喜爱最终战胜了对骨灰盒的恐惧,后来,父亲每一次回上海都应和了我的暗自期待。
不仅如此,他的很多故事也是这一次被带回来的。我就要满十二岁,父亲觉得我已经足够大了,需要知道些家族里的人和事充盈我单薄的心理纹路。
二
他有一张竹制躺椅,那是他最喜欢的一样家具。退休后无事可做又不喜到处闲逛,他将一天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放到这张躺椅上。看书,睡觉,看一会,睡一会。他太爱那张躺椅,以致有时夜间也不愿离开。一个冷天的夜晚,不知“睡”了多久,直到次日早晨,祖母唤他吃早饭无人应答,才知道他是永远睡着了,手里握着一卷书,书覆盖在胸前。这个个子瘦高、表情严厉多过慈爱的男人,在那时刻,神情却出奇的安详、闲适。
又一年,父亲去上海,收拾他的遗物,带回来两大包书,多是史书,有《晋书》、《汉书》等等,印象最深的一本是慈禧的女官德龄姐妹写的《御香缥缈录》。这本书我看了数遍,却一直对书名不甚其解。现在想想,《御香缥缈录》这书名起得真是高明。如果这也算遗产,就是此生他留给我的唯一礼物了。他的那些书我在很多年里断断续续地看,却最终缺乏耐性全部读完。在后来的数次搬家中,他的书悉数丢失,竟一本也没留下。
曾在家中的抽屉里看过他的一张照片,身材瘦高,脸瘦长,表情阴郁。顺着这张脸,我可以不太费劲地走进他的青年时期。因有较好的家塾底子,读到过一些进步刊物,不到二十岁,他一人辞别乡里独闯上海,最后在陈立夫的工厂里谋得一个警卫的差事,立下脚。家里给他娶了一房亲,他看着不顺、心烦,自己在上海找了个对眉眼的女人,过起小日子。他的父母不愿在乡人中留下话柄,亲自把媳妇给他送到上海,才散了他和女人的家。从此,他的媳妇,也就是我的祖母,开始了长达一生战战兢兢的低眉生活,至老不敢与他一桌共餐,总是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在角落里吃完,再去收拾餐桌。
中年的他喜欢高谈阔论,依然心高,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却最终只落得一份警卫的营生。性格越发桀骜、暴躁,对待自己稍稍顽皮的孩子曾把身体吊起来用皮带抽打。父亲对他总是畏惧,后来离开他远走边塞,未必不是一种心理解脱。他对他有爱吗?我一直都在怀疑。我的祖母,不到四十岁就被他唤作“老太婆”,这三个字被他一直唤了二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