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舞台三调”，有人能看出来，这是仿照美国学者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而设立的，却也合乎本文的主旨。本文所要评述的一篇论文China’sGenerationX：RusticatedRedGuardsinControversialContemporaryPlays，我译为《中国的代际之谜：当代争议性戏剧中的知青故事》，恰巧是选取了1970、1980和1990三个年代的三部知青题材的有争议的话剧，考察这三个时段对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命运的不同关照的。它的作者是德国学者NataschaVittinghoff，中文译名为费南山，曾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1991年完成硕士论文《论沙叶新的？骉江青和她的丈夫们？骍》。1998年获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新闻业的起源（1860-1911）》（“DieAnfngedesJournalismusinChina（1860-1911）”）。1988至1990年间，她曾在中国复旦大学研习，1995至1996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研习，随后于1997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及哥廷根大学中文系等任教，现担任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她的导师就是我此前谈到过的鲁道夫·瓦格纳教授（见《长城》2013年第3期《转折关头的时代精神与文本阐释》），并且在瓦格纳麾下从事晚清时代上海的早期报刊—公共空间研究，也翻译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华裔作家高行健的短篇小说集《给我老爷买鱼竿》。

　　瓦格纳对中国当代话剧情有独钟，费南山亦有乃师之风，她的论文讨论了三个写于不同年代和不同代际作家的知青题材戏剧，沙叶新的《边疆新苗》（1974—1977，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王培公的《WM（我们）》（1985—1986，北京，空政话剧团，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徐频莉的《昨天的桂圆树》（1993，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这些作品，有的我们曾经留意，有的则很少涉及，在费南山的解读下，却让我们看到了三个不同时段中的舞台三调，三种不同态度的处理知青题材的典型样本。

　　“新苗”和“扎根”：

　　“文革”中期的主流叙事

　　《边疆新苗》是一部歌颂知青献身边疆、扎根边疆的剧本，是笼罩在时代的主流叙事之下的作品。它是剧作家沙叶新在接受干校劳动（1968—1969）后独立创作的，他受到指派，要以当年被树立为知青典型的金训华为原型，写一部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剧作（金训华，1969年从上海到黑龙江插队的知青。他下乡不足三个月，就为了抢救被洪水冲走的国家财产而英勇牺牲。一时间，宣传金训华的文艺作品纷纷问世，有郭先红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征途》，有仇学宝的叙事长诗《金训华之歌》，还特意发行了题为“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的邮票。可以说，在数千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中，金训华是受到最高褒扬者之一）。《边疆新苗》后来被沙叶新称为“遵命文学”，它写于1970年代中期，几经修改，没有想到的是，这部作品在1974年遭到时为文化部长、位高权重的另一位上海文人于会泳发起的猛烈批判，剧本被迫重新修改，几经波折。①批判的由头，一是该剧以知青为第一主人公，不合乎塑造英雄人物和三突出原则，二是作品的幽默风格与时代风气不合。此后几经波折，其修订本于1977年公开出版。这也是费南山解读《边疆新苗》所依据的文本。

　　《边疆新苗》主要表现的是：五个青春洋溢、情怀激荡的上海知青，于1969年春天来到黑龙江插队落户，个个充满了战斗气息：党员干部江雷立志扎根乡村，建设边疆，浪漫的庄新河想当一名战地记者，女知青李军想当战场上的护士，他们中的读书人马根宝，期望成为一个武器研究者，憨勇的卢大勇则想当一名勇敢的士兵。何以如此呢？这里是中苏接壤之边境，时值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不久，五个知青慨然前来，并且在当地干部和村民的指导下，投入反间谍的斗争。下一场戏的大幕拉开，已经是三年之后的1972年，这一群青年人和村民们一道，接受了进入林区砍伐并运送木材的紧急“战备任务”。与此同时，大学要从知青中招收学生的信息也传到了知青群落，于是，围绕着是否继续扎根乡村，他们之间发生了争论。江雷得到回上海上大学读书的机会，但他主动放弃被推荐的机会，却和卢大勇等为加快把木材运送出山，冒着许多风险进行试验。从县里来的下放干部、实为苏联间谍的齐友山，暗中进行破坏，故意将马车的刹车装置搞坏，以制造恶性伤亡事故，还利用马根宝想要回城读书的心理蛊惑人心，想要利用他给苏联方面传递情报……，剧作对知青与村民的亲情关系作了深入描写。这些曾经的青年造反者经过老农民的教育帮助，驯化成为他们的好儿女。红卫兵生涯，毛泽东接见，都成为他们扎根边疆的精神渊源。他们不会再反叛权威和老一辈人了。

　　“我们”是谁？

　　怎样“倒置”？如何“回归”？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培公等的《WM（我们）》（1985）。它是对《边疆新苗》的反叙述，它的人物也是迥异于沙剧中那些教养良好的上海青年的。它写的是一个知青集体户里七个北京知青的往事今生——岳阳，出生于一个退伍军人的家庭，怀揣将军梦因而外号“将军”，后来参军打仗，留下精神性的创伤；李江山，谐音“鸠山”，走资派的儿子，后来成为电视导演；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儿子“大头”，于大海，后来成为一家私人企业的老板；工人的儿子“板车”，姜义，后来因为与局长的女儿结婚而得到重用，成为某局宣传处副处长；留过洋且精通多国语言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女儿白雪，外号“公主”，后来是一个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出身于职员家庭的庞芸，“修女”，后来读了研究生；还有一位是右派的女儿、资本家的孙女“小可怜”，郑盈盈。

　　《WM（我们）》的命名就颇值得玩味。该剧导演王贵这样阐释说：“我认为《WM（我们）》是一部好戏，它反映了文革时中国三亿知青的命运。整出戏围绕知青下乡、回城的经历展开。原来打算叫‘我们’，后来觉得‘我们’没头没尾的不合适，就改成了‘WM’，这不仅是‘我们’的拼音缩写，还代表着两个倒立直立的人，象征着人的倒置和复归。”②同样是描写黑龙江的知青生活，《边疆新苗》是从1969年的初春写起，江雷等作为最早一批下乡知青初到山乡，兴致勃勃地栽下了表达志向的“扎根树”，在随后的岁月中，和“扎根树”一起成长，这也是“边疆新苗”的寓意所在。《WM（我们）》则是从冬天写起，它分为“冬”“春”“夏”“秋”四章，分别寓意艰辛、寻找、蜕变和成熟。剧情开始的时间是1976年初的冬之末，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败象尽显，时代的巨大转折行将到来。知青们白天在严寒中疲惫地劳作，但是他们只能被看作是半个劳动力，工分值只有7分钱。晚上则住在简陋的房屋里，饥饿难忍，风雪把门板都吹倒了。接下来的第二场，是1978年春天，知青们为了改变命运都去参加刚刚恢复的全国高考，但只有庞芸成为幸运者。李江山的父亲，昔日的“走资派”如今复出，把儿子办回了城市。与之相反，在文革后期曾经身居要职的于大海的父亲却落马了，好在于大海自己有主心骨，他曾经是带动这些同龄人上山下乡的鼓动者，现在则要通过追随时代的思想者而寻找“中国的希望”。岳阳报名从军，期盼着能够在入伍后考入军校，“将军梦”仍然在召唤……，到第四章的1984年“秋”，他们又以各自的现实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需要补充的是，《WM（我们）》这样一部充满了现实与心灵的喧哗与骚动的剧作，出自空军话剧团的一群艺术家的激情探索，《WM（我们）》的演员李雪健、濮存昕、王学圻、刘佩奇、肖雄、田歌等，后来都是蜚声剧坛的名家。这当然是1980年代激进创新的时代产物。它曾经赢得众多的好评。有一篇题为《话剧艺术的新篇章——欢呼？骉WM（我们）？骍的问世》的评论文章这样写道：

　　近几年来，我国的观众对话剧有些冷漠，话剧界的同志们都在为此而焦虑不安。有些有志之士，则在党的改革政策的鼓舞下，为提高话剧的思想艺术质量，苦心孤诣地探索、追求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能受广大青年观众欢迎的、崭新的话剧艺术表现形式。前不久看了空政话剧团内部彩排的新戏《WM（我们）》，我激动不已，彻夜难眠。我钦佩部队青年作家王培公和中年导演王贵同志这种严肃认真、勇于创新的精神。③

　　该剧也引起热烈的争议，很快被军中有关部门禁演，编剧王培公和导演王贵为此相继告别了军旅舞台。但在当时，权力对文艺的掌控还是有很多缝隙的。1985年9月号的《剧本》月刊在发表《WM（我们）》的舞台演出剧本时，就这样写道：“《WM（我们）》是一出有争议的戏。由于这出戏在连排时，引起了观众截然不同的反响，内部也有一些争论，最后被明令停排了。这件事已经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本刊应读者的要求，将该剧演出本发表出来，供大家研究和讨论。”在空政话剧团的排演结束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作为主办方，继续了本剧的演出。而此时已经担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沙叶新，力邀剧组到上海演出，成为一段动人的佳话。

　　多年之后，有学人论及《WM（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论争情况，以此为基础，归纳分析了本剧引起论争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主题”“格调”与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二是人物塑造上的“非英雄化”“知青群像”与“典型性”；三是舞台呈现的现代形式创新与表演的“低俗性”。{4}费南山对《WM（我们）》的这一“粗鄙化”特征也非常关注。她指出，它的语言风格粗野而富有颠覆性，它沿用了毛风格的文体而形成戏谑和反讽。费南山援引了该剧第一幕的开场为例，知青们大谈拉的屎又臭又硬，“像我们一样”，由此延伸出“臭老九”，而自称“臭老十”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