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诗体辩证(2)

　　首先，《离骚》写诗人出身的高贵、出生的奇特、继承祖业条件以及志向与抱负，决心为王前驱，道夫先路——这是故事的序幕。接着写人间现实的斗争。屈子以尧舜为榜样，“滋兰树蕙”，培养人才、聚集贤能，坚持美政理想，奔走以先后，与“浩荡”“信馋”的楚王，“竟进贪婪”的党人展开斗争；党人“恕己以量人”、“兴心而嫉妒”、“谣诼谓余以善淫”，一时谣言四起，黑云压城。而楚王“浩荡”“数化”、“终不察民心”；在党人的威胁利诱下，于是“众芳芜秽”，人才变节，屈原更遭受流放的严重打击。——这是故事的开端；斗争失败，屈原虽然痛苦彷徨，但绝不善罢甘休，他仍然决心抗争到底，九死不悔。他拒绝女媭的劝告，向大舜再次表白他践行先王之道、实施美政的崇高理想——这是故事的发展；人间无同道，现实“溷浊不分”，诗人决心“驾八龙之宛宛”，云游天国，“上下求索”。这里写了灵氛之占，巫咸之劝；写了诗人“三次飞行”、“四次对话”、“五次求女”——极写我的极其矛盾的心情和思想斗争，不管有多大困难危险和灾难，都阻止不了诗人追寻美人、美境、与美政的步伐。——这是故事情节的高潮；最后写屈子听从灵氛之占，巫咸之劝，幻想离楚远游，但终于去楚不忍，“仆悲馬懐”决心以死抗争，“从彭咸之所居”。——这是故事的结局。总之，《离骚》的故事情节是以诗人“驾车云游”为线索，从人间写到天国，从历史写到现实，从现实写到幻想，从人写到神。特别是云游天国一段，更写得迷离恍惝，仪态万千，情节完整而生动。乍一看，似乎如堕五里雾中，细品味，这正是《离骚》叙事腾挪跌宕、摇曳多姿、曲折有致、浪漫飘逸的风格，形成了《离骚》独特的情节。舍此，便丢掉了《离骚》的风格与魅力。
　　二
　　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通过对人物心理与细节描写来开展情节、塑造人物、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人生态度，是叙事诗的又一特征。《离骚》也是这样。
　　我们从前面对《离骚》的情节分析中，可以看出《离骚》运用了叙事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语言与行动的描写方法来刻画人物。其具体表现就是主人公诗人的“三次飞行”、“四次对话”、“五次求女”。
　　请看诗人的“三次飞行”。
　　第一次飞行：“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
　　第二次飞行：“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馬.”
　　第三次飞行：“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诗人这三次飞行，每次都有出发的具体时间和飞行的路线。这是典型的叙事文学作品特点的体现。诗人总的飞行路线是向西，目的是到达“西极”——这是天国的极乐的世界，比昆仑更辽远更飘忽的所在，是天国的边缘，是战国时人们心目中的乐土。这表现诗人追求理想不折不挠、万难不屈的精神。
　　请看诗人分别与女媭、重华、灵氛、巫咸的四次对话。
　　第一次与女媭对话：“女媭之婵娟兮，申申其詈余。”
　　第二次与重华对话：“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
　　第三次与灵氛对话：“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
　　第四次与巫咸对话：“巫咸将夕降兮，告余以吉故。”
　　屈子宣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么屈子求什么呢？答曰：求女。屈子坚信，“两美其必合”，即美男一定有美女相配，忠臣一定与明君相遇。求美女即求明君也（汤炳正说）..因为只有真正的明君，才能使他这位忠臣发挥“导夫先路”的作用，改革法度，实现美政大业。
　　于是，诗人开始了“漫漫”的求女路程：一求天帝玉女（闻一多《离骚解诂》）；二求高丘神女；三求洛水宓妃（洛水女神，伏羲之女）；四求瑶台简狄（帝喾之妃，商始祖契之母）；五求有虞之二姚（有娀佚女）。但结果呢，或因“世溷浊而不分”、或因“高丘无女”、或因“淫游无礼”、或因“理弱而媒拙”，皆以失败告终。很清楚，《离骚》中写诗人“三次飞行”、“四次对话”、“五次求女”是典型的叙事诗的手法。
　　不仅如此，《离骚》还充满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和细节描写。比如，在与楚王、党人为代表的矛盾冲突中，屈原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这时屈原想到了什么？请看：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
　　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歩余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这一段是屈原典型的自我心理描写。屈原毕竟是血肉之躯，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现实面前，他想一个“悔”字。悔什么？悔当初选择的道路没有看清楚，没有看到灵修（楚王）的“浩荡”无常，党人贪婪偷乐的本质。现总算看清了，准备调车回头，不愿再进官场遭小人非议，愿回家修自己旧衣。这表现诗人在现实抗争失败后在进退问题上的矛盾心情，形象逼真地描绘了诗人幻想中的退隐生活。但诗人的高尚品德、崇高的美政理想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下了决心：“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类似这种心理描写在全诗中时有可见。这种心理描写使屈原形象不但崇高伟大，而且更加真实可信，使屈原形象更加立体化了人性化了。
　　在对女媭、帝阍、巫咸、仆夫等人与神的形象勾勒中，充满了细节描写。请看：
　　“女媭之婵娟兮，申申其詈余。”“婵娟”用方言写出女媭吁吁、对屈原现实斗争失败的紧张的心态；“詈”，这一细节写出女媭对屈原直言好修的不解、对屈原的关爱和忧虑。“申申”说明女媭“詈”的次数之多，态度之诚。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一个“令”字的细节表现屈原对天宫天帝的敢于藐视的态度，和不信邪、不畏神的大无畏了精神。一个“倚”字和”望”字的细节，写出天宫守门人帝阍对屈原到来的不理不睬傲慢冷淡的态度。门子尚且如此，天帝则可想而知。
　　“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诗人得知巫咸从天而降，
　　便懐揣着花椒与精米，求他帮助。“椒糈”即花椒精米，祭祷巫咸的礼物。这一细节写出巫咸地位之重和诗人求其占卜之诚。
　　“仆夫悲余馬懐兮，蜷局顾而不行。”写诗人神游天空，向自己的幻想境界飞行，忽然看见自己故乡时，却不肯离去。此是用衬托手法，写“仆悲”“馬懐”，“蜷局顾而不行”。这个细节表现诗人用自己的行动与意志对灵氛、巫咸去楚求合答案的否定、对社稷江山的热爱、对理想信念的忠诚。
　　总之，《离骚》中这类大量细节与心理的描写，将人与神的形象写得更生动、更丰满、更富有神采。这些不都证明了《离骚》是一首充满了心理描写与细节描写的真正的叙事诗吗？
　　三
　　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包括叙事诗在内的叙事文学作品的又一特征。《离骚》也是这样。而人物形象是在矛盾冲突中塑造出来的。在矛盾冲突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相互碰撞的过程，往往反映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同时又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社会本质，折射出一定的时代特点和美学理想。如前所述，《离骚》的矛盾冲突，就是诗人屈原（灵均）和楚王（灵修）、党人（上官，靳尚等）之间的矛盾冲突。《离骚》艺术地表现这一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具体表现在诗人驾车云游，上天下地、腾云驾雾、上下求索，直至重回现实的全过程。这既表现在尘世，也表现在天国。这是因为在这场矛盾冲突中，在“浩荡”、“数化”的楚王面前，“贪婪”、“偷乐”的党人，对坚持美政、九死不悔的屈原，不断谣诼、中伤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使屈原被流放，使轰轰烈烈的改革大业陷于失败。整个形势是“世溷浊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妒”，偌大的楚国没有一点光亮。
　　在这种情况下，屈原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听从女媭之劝，向党人妥协投降；二是听从灵氛之占，“远逝以自梳”，远适异国寻找同道；三是听从诗人自己心灵的召唤，坚持美政，体解不变（“虽体解无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而《离骚》中的“三次飞行”、“四次对话”、“五次求女”的情节，正是描写在这种选择中激烈斗争的过程，这种矛盾冲突曲折地、艺术地在天国反映出来。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奇特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一系列栩栩如生而又奇特的人物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矛盾冲突，是通过“非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离骚》的产生，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但正如萧兵先生指出的：诗中无一人采用真实姓名，甚至诗人的自我形象也经过艺术的虚化处理，不仅“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而且连名姓、字都该成“正则”，“灵均”。所以，我们承认其自传性，但又必须肯定它是虚构了的神话艺术品。诗人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通过假托的故事或神话寓言的形式，用象征拟人的手段，打破现实生活中正常的格局，突破了人与神的界线、人与动物的界线，把非现实的超人式幻想世界，展示给读者，曲折表现现实生活中某类人物的典型性格。
　　诗人在诗中塑造了三类形象。第一类是尘世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芰荷为衣、芙蓉为裳、博謇好修、追求光明、崇尚真理、坚持美政、九死不悔、光照日月的诗人屈原的自我形象；恕偷乐谣诼追曲的“党人”群像；“浩荡”“数化”、反复无常的楚王形象；名詈实爱、善解人意的女媭形象；任劳任怨、同情诗人为诗人驾车的仆夫形象。第二类是天国神的形象：主要就是以德治国、举贤授能的重华（大舜）；傲慢无礼、冷漠无情的帝阍；受诗人之令、渡诗人过河的西皇；为诗人占卜求吉的灵氛与巫咸；骄傲放荡、贪图享乐的宓妃（伏羲之女、洛水之神）；偃蹇瑶台的有娀之女简狄（高辛之妃）；及有虞之二姚（少康之妻）。此外，还有日神羲和、月神望舒、风神飞廉、雷神丰隆等等。第三类是神境神物：如神马玉虬、神鸟鸾皇、恶鸟鹈鴂；神山昆仑、崦嵫、阆风、不周；神水咸池、赤水、西海，神树若木，以及富有灵性的飘风、云霓、蛟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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