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影与“想象界” 声音与画面开启了一个关于恐怖传说和日常生活、死亡与诱惑的梦境,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见到的怪物成为银幕上最独特的景观。观众被设计进电影中,电影为观众带来凝视的快感和“白日梦”般的观影体验。电影再现了想象界,或者可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想象界,一个把电影自身作为“能指”来构成的想象界,而这也正是电影的特性。 (二)观众对于吸血鬼影片的情感投射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千百年来,人们热衷于追求肉体与灵魂不朽。电影以直观、动态的方式展现了人类和吸血鬼在死亡与永生间的挣扎与执着、爱恨与情仇,其实是我们凡人不切实际的梦幻被搬到了荧幕。影片中的吸血鬼,被称为“行走的死身(walkingdead)”,这是他们的外在形式;内在形式上,他们拥有一部分人性,也有着明显的魔鬼烙印,这些外在、内在特性既与人类形成区别,同时也是虚构的人类形象。对于人类来说,死亡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对于吸血鬼来说却是新的生命状态的开始。这给作家和电影人带来饶有趣味的创作题材,吸血鬼“活死人”的特殊状态被戏剧化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与荧幕上,演绎人类关于死亡或永生的想象,既有对宗教文化的反思意义,又有艺术感染力。面对吸血鬼角色,观众的心理是复杂的——观众在解读、感受吸血鬼们内心的同时,也将吸血鬼的内心世界虚化并投射到自身;在观影过程中,观众暂时丧失了自我,自我恐惧的同时仿佛也暂时获得了一种莫名的幸福。 三、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论视域下的吸血鬼内心冲突 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论认为:人格自身是一个动态的能量系统,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本我是潜意识的、非道德的,受本能的驱使,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尽最大努力使原始欲望和冲动获得满足;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而来的,是后天学习和对外界环境适应发展的结果,用理性来保护本我,使其既接受本能的冲动,又把这种冲动限制在理性所允许的范畴之内;超我则是道德化了的自我,是个体在生活中,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目标在于完美。《暮光之城》讲的虽然是吸血鬼的生存故事与爱恨纠葛,实际说的却是人。作为《暮光之城》中吸血鬼的代表,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论来看,爱德华的痛苦主要是来自内心的斗争,是其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 (一)本我——爱与血的冲动 吸血鬼爱德华爱上了人类女孩贝拉,两情相悦,由于“人鬼殊途”,双方都陷入危机之中。然而与贝拉在一起的强烈渴望使男主角难以斩断情丝,因为爱能使他永恒却孤独的生命感受到愉悦和幸福,而快乐正是本我所追求的目标,这驱使着吸血鬼在险境中靠近爱人。此外,本我的唯乐原则体现在对血的本能渴望上:爱德华虽是吸血鬼中的善良者,却改变不了初次见到贝拉就强烈感觉到血的诱惑的本性,之后男主角也多次提到,贝拉的血对他的诱惑力如同罂粟一般。吸血是吸血鬼的本能,爱德华对于鲜血的欲望以及相关举动,正是本我受本能的驱使,满足原始欲望和冲动的体现。 (二)自我——爱的守望者与素食主义 爱德华深爱着贝拉,却似乎对她保持着距离,这份若即若离的爱时常引起误会。本我提出与贝拉在一起,但这一诉求却受到了现实人类社会和超我的制约。无奈之下,自我找到了一个权宜之计,那就是徘徊、守护在伊莎贝拉身旁,无论内心有多狂热都要尽力控制自己。自我是本我与外界接触的媒介,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卡伦家族,用素食主义的方法来控制本我体现出来的嗜血冲动:采用动物之血替代人血,即使要承担其副作用——食不果腹、能量大减。第一次见面,爱德华唯恐难以抵挡贝拉之血的诱惑,竟匆匆逃离课堂。当本能、外部社会以及超我的要求之间存在不平衡时,自我便进行调节,这些行为就是这种调节的体现。 (三)超我——良心的审判者 吸血鬼无法如同人类一样通过生殖的方式延续家族血脉,他们把自己的血给予一个普通人类来“转化”出一个“新生吸血鬼”,因此每个吸血鬼都曾经作为人类接受人类社会文化的熏陶及道德规范的约束教育,相当一部分吸血鬼依然用人类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体现在爱德华身上,超我时时压抑着另两个“我”,个体常感到焦虑和痛苦,于是观众能从他棱角分明的脸上和深情的眼中读出忧郁。在古希伯来文化中,血同时象征着生命、不洁与罪恶,然而吸血鬼的诞生、生存以及延续都离不开鲜血。爱德华生前是基督徒,因而对他而言,其身为吸血鬼的这一生命是罪恶的,因为它来自于罪恶的吸血鬼之血,为了家族的壮大自己还必须将这份罪恶继续延续下去。这种认知带给他强烈的痛苦和罪恶感,令其认为自己不配去爱,不配拥有一个人类作为爱人。在超我扼杀这份“孽缘”的要求之下,自我作出妥协和让步,这正是爱德华不得已一次次回避伊莎贝拉的原因。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