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意识只有通过扬弃它的对方(这对方对于它被表明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才能确信它自己的存在。”[3]个人主体不能自我确立,主体的建构往往需要通过指认“他者”来完成,“自我”是在和“他者”的对立互动中来确立自身的。“崛起”的故事,内含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时间上,“新我”如何扬弃“旧我”而创生;空间上,“自我”如何压倒“他者”而确立。这就决定了《合伙人》要讲述一个双线的故事:“”如何扬弃“旧我”和如何战胜“他者”。 电影的前半部分,构成叙事动力的是“新梦想”如何顶住陈旧僵化的体制压力,寻找市场生存之路。对旧体制的嘲弄和批判,固然能帮助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找回记忆,引起共鸣,也容易招致官方意识形态的警惕和反感。但电影以后半部分叙事的翻转成功化解了可能来自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责难。“新梦想”的成长和壮大固然是“新梦想”集团的努力,但也与“”体制的自身成长难以分离。“”这个主体,也在与“新梦想”的同步成长中告别僵化守旧,弃旧图新,渐渐进步,“新梦想”在美国的上市就是“”体制的自我进步的一个表征和结果。最后,电影将新东方、新浪、联想、搜狐、万科、万通、“老干妈”等都纳入这个“”新主体之中。可见,电影将“新梦想”的个人、企业和“”的成长紧紧缝合在一起,三者具有同一性。“新梦想”的成长也是“”的成长,“新梦想”的成功也是“”的成功,同样,对于“”旧主体的批判也是“”的自我批判。电影肯定当下,否定昔日,肯定现存的“”,否定昔日的“”,将“”的“旧我”从“”这个主体身上切割和剥离开来,并借昔日这个参照物来确证“”当下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电影叙事上的先抑后扬,对体制的新旧切割和有选择性的批判,既疏泄了一些反体制力量的情绪,迎合了他们的诉求,同时又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容和肯定,满足了多元的观众期待,获得了满意的票房。 四、建构“他者” 在剥离“旧我”的同时,电影还为“”的崛起故事建构起一个强大的“他者”——“美国”。这个“美国”意象在电影前半部不仅是作为“”旧体制的对立面出现,而且是平等、独立、自由、富裕、文明、人性的象征。因此,孟晓骏、成冬青、王阳、苏梅这些有理想的青年都对“美国”顶礼膜拜,把去“美国”当成人生的梦想。然而,孟晓骏等人历尽艰难抵达“美国”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幸福,他们洗盘子、在实验室里养小白鼠,过着卑微而又屈辱的生活,苏梅也抛弃成冬青嫁给了美国人。美国给予这些“美国梦”的追寻者们不仅是理想的破灭,还有情感的失落,人格的羞辱。当年的“美国梦”原来不过是对“美国”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和误读。正是“美国梦”的破灭,才使得孟晓骏最终决心回到,加入“新梦想”,追寻“梦”。美国人的傲慢自大,曾经屈辱、卑微的美国生活,也成为孟晓骏推动“新梦想”激进改革的动力。使他从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反体制的自由主义者、充满幻想的“美国至上主义者”,成为一个在想象的层面复仇“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皈依“”的集体主义者,实现了成长,重建了“性”。正是借助于“美国”这个他者,电影将华裔在美国底层的辛酸奋斗经历和“新梦想”内部的权力利益纷争成功转化为中美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之争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使个人遭遇、单个企业行为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从而以“梦”取代“美国梦”,以“民族主义”收编了“自由主义”,以“集体主义”收编了“个人主义”,弥合了“”的裂痕,凝聚了“”,确证了“”的合法性。 “他者”不仅能转嫁“自我”的压力,弥合可能出现的“自我”裂痕,还能彰显“自我”,确证“自我”。《合伙人》最引人深思的是对盗版事件的处理,“新梦想”公司大量盗版美国教材,被美国公司诉诸法律。这本来是一场知识产权纠纷,一件纯粹的经济诉讼案件。在面对美国人索赔的时候,“新梦想”三人慷慨陈词。他们委屈的是: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改变,进步。然而,不变的是美国人的傲慢自大,仍用老眼光看待,怀疑考生的分数,质疑“”所取得的成绩。他们之所以据理力争,就是要在美国人面前展现人实现“梦”所怀的决心和勇气,所要求美国的不是减少赔偿,①而是为了获得美国人的承认和尊重,至于金钱,乃在其次。因此,这场两个公司之间的经济谈判,毋宁是一场百年悲情的在面对想象的“他者”、世界秩序中的中心——美国——的一种倾诉和演讲,“美国”这个“他者”被“崛起的”所征用,倾听着“”的不平、哀怨,亲眼见证着“”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自信和坚韧。在美国人震惊的眼神中,人骄傲自豪而又被自己的言说所感动。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摆脱了昔日的屈辱和压抑,驱走盘踞心中的心魔,昂首实现了精神上、心理上的“崛起”。在雅克·拉康看来,一切“他者”都是自我的镜像,显然这个按照“”需要而逆向建构起来的“美国”,实际上也是“”的自我镜像,它是“”被压抑的“大国意识”的投射和“崛起”的认同焦虑症的反映。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