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以刘高兴的视角对于拾荒者们的真实工作场景和劳动强度的生动描述俯拾即是，如：

　　我压根没有想到，在大垃圾场上竟会有成百人的队伍，他们像一群狗撵着运垃圾车跑，翻斗车倾倒下来的垃圾甚至将有的人埋了，他们又跳出来，抹一下脸，就发疯似的用耙子、铁钩子扒拉起来。到处是飞扬的尘土，到处是在风里飘散的红的白的蓝的黑的塑料袋，到处都有喊叫声……

　　卸一趟车，卸费二十元，五个人平分一人四元。每个晚上最多可以卸四车，有时就只能卸一车。半夜里回来，乏乏地一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睡着了像死了一样。白天里，我们照样去拾破烂。⑨

　　水泥袋虽然缝口，但一搬动，粉末乱飞，不一会我们就面目全非，用手巾包住口鼻，出力又憋得难受，就把手巾咬在嘴里。问题是眼睛碜，用手背去擦，越擦越碜得疼。⑩

　　这样肮脏恶劣的工作环境，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加上远离家乡的无奈现实使得在城里人和农村人的眼里，刘高兴、五富、杏胡夫妇、黄八等人都成了异类，这无疑让他们失去了归属感，被置于一种尴尬的游离状态。但值得欣慰的是，无论在面对何种都市中的困境或磨难，非议或白眼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自暴自弃。不能否认的是在他们之中不排除会有少数好吃懒做之徒、鸡鸣狗盗之辈，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是重"利"不舍"义"，"怀土"亦"怀德"，"谋食"且"谋道"，虽时而"固穷"而绝不"穷斯滥矣"。即便可能没有读过《易经》或《论语》里的只言片语，他们却用血汗、乐观和坚韧践行和注解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苍茫古训。我们似乎很难在君子和小人之间给他们一个准确定位。很明显，他们爱财，而且爱得近乎疯狂和执着，但却取之有道；他们的地位与言谈，外表和职业都与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似乎相去甚远，但和虚伪的大款韦达之流相比，固然没有翩翩风度和优雅谈吐，但却更加贴近君子的标准。他们多少有些伪小人，真君子的风骨，原因其实很清楚，那就是除了自尊外，他们还拥有自强这样一份从生长的乡村继承来的极可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相信即便把这份财富投注在所谓最为低贱的工作上，自己也是富有的，或者至少是有朝一日总会富有的。所以他们也就成了芸芸众生中可爱的小人，另类的君子。

　　刘高兴曾用这么一句话去安慰五富："咱能改变的去改变，不能改变的去适应，不能适应的去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11}刘高兴说这话是他从报上看来的，其实却正是他和无数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工的生活信条和自强不息精神的别样解读，他们才是这句话真正的出处。不管是捡拾破烂、收购废品、挥汗工地、辛劳家政，又或是从事其他不起眼，甚至是被人看轻的职业，他们用汗水净化着自强的信念，从不自轻自贱。即便自己对于城市的巨大贡献无法赢得所谓城市原住民的尊重和理解，他们仍坚信自强不息，一切凭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态度终会让他们在城市坚实地扎下根来，抬头挺胸顽强地生活下去，尽管这个过程肯定会漫长苦涩、荆棘密布。这或许就是刘高兴们仍在城市坚守的终极动因。正如贾平凹在一次访谈中所言："关注现实，才可能写这部《高兴》，写了刘高兴到底要传达什么东西？我更想写的是人在困窘和强悍交织中的生命壮歌。……作为他们故事发生的背景舞台，城市向他们展示了好与不好的两面，而他们都在承受并顽强地存活着，我想写的就是这种生命的悲壮。"{12}

　　走在通往都市和乡村的岔路口，贾平凹和刘高兴们都在思索，下一步该迈向哪里。刘高兴们向着都市出发了，他们起早贪黑、大汗淋漓，渴望尽快寻到自我的准确定位，多少有些义无反顾的味道；而对于作家本人来说，他在选择了通往农村的道路同时，应该也在寻找传统文化精神的行程中看准了比较明确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高兴多少完成了一个探寻者的任务。

　　三、以"和为贵"铸《古炉》

　　以经济改革为主导的社会转型在当前正在冲击着天人合一的农本传统，那么在文革十年的那样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天地，也让农业在农村失去了应有的根本低位。由大城市发起的那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的巨大影响，搅动起了那偏远贫穷的古炉小村里的人性波澜。在古炉村，贾平凹选择了身材矮小、长相丑陋却天赋异禀的少年狗尿苔去继续完成自己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任务。恰也正是在在狗尿苔充满灵性的感官世界当中，他所生活的古炉小村里的一些人本性中的恶的因子被激活了，在政治热浪所营造的躁动氛围中，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以贪婪、狠毒、嫉妒、吝啬、猥琐、卑怯、自私等外在形式被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这样一来，过往人与人之间的鸡毛蒜皮的冲突，家族矛盾的恩怨，就会被刚刚获释的恶的因子无限放大，冲破理性、道德和制度的藩篱，让更多人变得癫狂失态。极端分子如夜霸槽，麻子黑，秃子金，水皮，守灯等，更是将心中的恶完全放纵开来而不计后果。恰如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所言："他们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历来被运动着，也有了运动的惯性。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恨，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公社的体制下，像鸟护巢一样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却老婆不贤，儿女不孝。他们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像铁匠铺子都卖刀子，从不想刀子也会伤人。他们一方面极其地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13}活脱脱勾勒出了小村所折射出的大国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变态境遇。

　　所幸"对《古炉》中的古炉村人来说，'文革'不过是生活本身。他们的派别斗争并不是因为政治信仰或立场的不同，仅仅出于日常生活中的家族矛盾或个人恩怨"。{14}这样，小说就"极大地消解了它的社会政治化的内涵，而还原到了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15}剥去所谓政治立场不同的差别，阶级情绪对立的外衣，原来都是在一个村落里生活，一片土地上劳作，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村人，现在却怒目相向，剑拔弩张的终极原因都只不过是个人或者家族或大或小的恩怨。比之于疯子引生，狗尿苔虽然只是个小升初年纪的儿童，但却有了更多难得的理性、天赋的灵性和可贵的善性，在他的眼里，蚕婆是可亲的，善人是可敬的，连那素来说一不二、威风凛凛的支书朱大柜，在受到批斗后也是可怜的。对于霸槽，狗尿苔一开始完全是崇拜和仰视。给别人跑小脚路的时候他经常心不甘、情不愿，但是霸槽让他做什么事，他却是受宠若惊，乐之不疲。但到了后来，因为霸槽在感情上背叛了杏开，狗尿苔便对其由崇拜转为不解，进而排斥。排斥归排斥，却并不是憎恶和仇恨，因为在狗尿苔这孩子的秉性深处充满了善的因子，这让他在那个近乎疯狂的村落里还能拥有善良、淳朴、包容、宽厚等人性中美的方面。因此即便是被牛铃在大字报上诬陷，他也能最终原谅这个同龄的玩伴。比之于这个善良的孩子，善人、蚕婆、杏开等人言行中所散发出的中国式善良更是被贾平凹刻画得韵味深长。正是因为还有善良的人性的存在和坚守，希望和光明也就不会太远。如果狗尿苔只是善的灵光一现，那么以清末民初伦理教育家王凤仪为原型的善人则更是贾平凹希冀将善念在恶流中推而广之的明证。在那样一个全盘否定孔孟的年代，善人却以儒家的处世原则为药，在古炉村走走停停，治病救人。善人实在就是一个践行"人之道"的"仁者"，当他发现周遭的善念已然颓落，却依然"择善固执"，让人感叹。正如《古炉》后记中形容善人所说的："在人性暴发了恶的年代，他注定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一些村人，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维持着人伦道德，企图着社会的和谐和安稳。"{16}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但是在文革那样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即便善人想力行仁者之道、君子之举，他那样微若萤火的个人努力最终是难逃堕入黑暗的结局的，就像千年前风尘仆仆，如丧家之犬一般奔走于列国的孔圣人，同样无法靠一己之力挽回他那个时代礼坏乐崩的颓势。善人就像是古炉村里的孔子，只要有他和他的努力的存在，好比滚滚浊流边的一条清涧，多少还是会稀释掉一些已几乎道德麻木的人心里的恶。善人之所以能把村里不少人的病说好，恰恰是唤醒了这些人道德里已经沉睡太久的善念，让他们看清了自己的病因，并开始自救，且疗效极好。可见善良的确是极为有效的药引。善人在故事的结尾虽被大火吞噬，却壮丽地象征了人性中的善念的涅槃。对于狗尿苔和善人的尽心塑造，恰如陈劲松先生所言："相较于人性恶，贾平凹显然将古炉村的兴衰寄托在人性善之上。或者说，他将整个中国的兴衰寄托在人性善之上。"{17}《古炉》让人叹服之处恰是将"和"的可贵巧妙地展示在各种量级的善恶对峙之中。在种种"不和"语境的强烈映衬之下，"和"的可贵、宝贵、珍贵得以鲜明和纯粹地凸现。榔头队与红大刀之间无所谓是非对错，而只在乎于宣泄与报复的狰狞武斗，看似是恶与恶相斗的极端外化，实际上却是善与恶之间的终极对抗。在鲜血淋漓、血肉横飞、你死我活的打杀之后，恶因满溢的脓包终被挤破，饱含善因的新鲜血液也便水到渠成地回注进人性的机体。这便是善的力量，它既不极端亦不狂躁，而是静水深流，厚积薄发，以柔克刚。当人性在善因的滋养下恢复元气之后，便会在平和的状态中以滴水穿石之力重见天日。善恶相抗终为"和"，似乎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光照下中国历史走向的定势。《古炉》的结局看似血雨腥风，但细看之下，最终陷入万劫不复的只是霸槽、黄生生、天布、灶火等几个运动的积极分子，至于其他村民，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一场狂躁的运动和盲目的对峙之后逐渐平静下来，重新用被善意唤醒的心灵去打量和审视曾经的对手，那些他们身边熟悉的张三李四，街坊四邻。即便无法很快一笑泯恩仇，至少还是会回到那同一片田园里，同一块土地上，同一堆草垛边，同一口水井旁，继续着过往的生活。这应该就是整个故事没有被作者言明的结局，似乎有着一些暗示已被潜藏在后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