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9-0121-05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在每个知识分子实践层面，两者既分别对立，又相互交融。本文将以唐代隐逸诗为出发点，分析其中所表现的仕与隐的关系，进一步窥探其背后所体现的独特的儒家隐逸观。

　　一、仕隐情结在唐代的发展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仕"与"隐"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人生选择，如王文亮所说："隐与仕是一组相对的概念范畴，在整个传统士人阶层大致可分为'隐者'和'仕者'两大集团。"①这种对立在隐逸之风盛行的魏晋时期达到了顶峰，"仕"与"隐"的选择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一种考验个人价值的方式和"一种政治抉择"。②由于政治环境的黑暗和瞬息万变，选择隐居，虽然意味着拒绝官方拉拢和坚持个人操守，但也意味着与统治力量的公然决裂。而选择出仕，要么放弃自己的原则对统治者迎合拍马，要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面临性命之危。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文人士子们，尤其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名流，稍有不慎，可能要么遗臭万年如钟会，要么命丧黄泉如嵇康。后果的巨大差异使得选择仕和隐不仅直接背负着个人生命的终极目标的追求，同时也具有一种悲壮性色彩。

　　而自西晋开始，这种截然相反的对立形式发生了变化，两者在某种程度上趋于结合，具体表现为"朝隐"的兴起，所谓"朝隐"，指一个人身在官场，却心向自然，将入仕的责任感和出世的自由感同时兼任，两不对立，两不舍弃，实现既在朝为官又满足退隐情怀的双重目的，但更倾向于一种明哲保身。当然朝隐这个概念出现得较早，西汉东方朔就曾提过"避世金马门"。西晋时期的朝隐更重"澄怀悟道"、抗志陈表，从而成为一种为世人所认可并希冀的精神追求。③

　　到了唐代，仕与隐的关系进一步深化、进一步扩展。所谓进一步深化，是指魏晋时期的仕隐关系是相对松散的，有时两者的转化相当迅速。所谓进一步扩展，是指魏晋尤其是西晋时期的"仕隐"主要是在氏族、贵族和高官层面，而到了唐代则扩展到大多数官员和知识分子身上。唐代的这种仕隐结合的生活方式不仅广泛出现而且被社会主流思想和统治者所接纳并赞赏。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随着唐代经济的恢复，社会风气出现前所

　　其次，由于统治者奉行开明的治国政策，使文人愿意出仕。科举制也为文人提供了一条有效的出仕之路，并"实现了集权制和士大夫独立性的平衡"④，出仕者拥有相对较好的渠道实现政治理想。这一时期文人家天下的意识得以强化，知识分子热衷于国事的态度，不仅与"六朝世族文人的耻谈国事，寒门士子的缄口难言"截然相反，"也是宋以后人所不可比拟的"⑤。

　　最后，社会的繁荣使得多数人无需为衣食所扰，在此基础上追求精神家园成为可能。另外，社会仍然对这种退避的态度保有尊重和认同，退隐从一种政治上的拒绝性态度变为一种生活选择，因而退隐与当政者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统治阶层对于隐居者也就保有尊重的态度。

　　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退隐与入仕成为了两种积极的选择。传统的隐逸消极反抗的意义逐渐变弱，对于自然恬静生活向往的意义却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大大增强，因而退隐与入仕的冲突也就自然淡化。从而产生了仕隐关系的新特点，即边仕边隐的生存状态。

　　二、唐代仕与隐的特点

　　如果对上述原因的分析成立的话，仕隐矛盾的淡化（注意并非消除）就必须建立在政治开明、个人政治理想可以实现的基础上。事实上，这种基础往往与个人的政治实力、统治者的统治状况以及个人与统治阶层的关系等因素息息相关。仕途多变，这种基础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而仕隐在更多的时候仍然是作为两种对立生活方式交织存在于文人的一生。

　　1.以出仕为目的的隐

　　这种仕隐关系严格来说是一种求仕的途径，也就是说在进行这种隐的选择之初，其目的就在于出仕。其实，这种手段早已广为人知，无论是伊尹、姜太公，还是诸葛亮，以隐求仕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姜尚时期，治国人才的选拔还局限于推举和统治者个别性的寻找，隐居不过是扩大影响力以求被重用的手段。有趣的是，姜太公主政后，有一位名叫华士的高士，人称"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⑥，太公多次派人去请不得后，竟将其处死，以防止天下人效仿不为国效力。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隐，更多的是不得已的隐。至于诸葛亮在汉室衰微，天下三分，既无族荫，又无通途时，隐居以求明主，则更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