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山水游记,作为一种一种独立文学样式出现,可以追溯的南北朝的郦道远。他的《水经注》记载了中外河流1200条。它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所经地区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以及神话传说。内容丰富,文笔多姿多彩。有注重山川景物特征的逼真描绘和隽永传神的特点。到了唐宋继成了这个优秀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创新,形成了山水游记文学的一个新的艺术高峰。这时初期那种对祖国山河纯客观的描写减少了,显示了情景交融文情并茂的写作特点,并且出现了像柳宗元、欧阳修和苏东坡这些志高才溢的大手笔。
但是正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述那样,“文以气为主”。三位大家作为文人其气质、禀性、个性各不相同,因而文章的风格,即作家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直接具体的反应和表现也是极不相同的。诗有画龙点睛的“诗眼”,文亦有“揭敛之指”,前顾后注的“文眼”。为着表现作家独特的文气、文风,各自选择谋篇布局的“文眼”也不仅相同。新赏他们的游记,我们不仅可以饱览祖国的山水胜境,更可以充分领略情趣各异的艺术魅力。东坡笔下的山水,则像一幅淋漓酣畅的泼墨写意画,雄浑苍莽,不由人视通万里,遐想千古。《前赤壁赋》是其山水游记的典型代表。如果仔细加以评析,就不难发现,《前赤壁赋》反映出来的苏轼的鲜明个人特点和他山水游记的艺术发特色。
苏东坡(1037-1101)字子瞻,名轼,北京眉州眉山人。他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是位诗人,“读书务知大义;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致千余首”。父苏洵,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有明显影响。加之东坡聪颖非常,所以他学识渊博,才具惊人。对于诗、文、词、书都有精深的造诣和成就。“博学”也造就了他思想上“杂”的特点。政治上他倾向于儒家的问政入世,生活上取法佛家、道家的的旷达出世。有矛盾,但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达到儒道的统一。这样,他既能进亦能退。
元丰二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弹劾下狱。不久就贬到长江边当一个小小的团练副使。政治上的失意使他转而投向大自然的怀抱,寻求安慰和超脱。老庄思想成为他人生哲学的主导,成为他逆境中精神上的砥柱。他在超然化外的旷达中,不懈追求完美的人生。
元丰五年,他巡江傲游黄州赤壁。此处山川险要,雄踞大江,误为当年周瑜大破曹孟德之赤壁,睹物怀古,激发了他胸中豪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优美动人的《前赤壁赋》。他虽游的是假赤壁,写出来的却是好文章。
文章一开始就以简洁的富于特征的笔墨勾画出“清风徐来”、“月出东山”的清风明月之景:“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如此雄浑壮阔的气势,的确反映出作者博大宽广的胸怀。置身于这样的诗情画意,当然会从现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飘飘欲仙,感到无穷的乐趣。有清风明月,有山光水色,杯盏在握、对酒当歌、引发了思念美人的清风明月之“情”。通过情绪、反映、形状、效果的“博喻”写出箫声,更显的感情的悠远深邃。值此一折,转乐为悲。兴起了思古的幽情,引起清风明月之“理”。客人道古论今,天地玄黄,由一世之雄曹孟德于今安在哉,联想到人生的短促,渺小。羡慕“长江之无穷”,情绪更为悲怆。借着答客问,苏子钻出来阐发他对人生的看法。他认为由变可以得出天地存在也是瞬间的结论,可是由不变也可以看出人生宇宙的无穷存在,物质是不灭的,山川明月又何羡乎?所以“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日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转悲而为“客喜而笑”。
通篇采用主客问答,以清风明月在结构上穿针引线,情绪变化曲折多端,深刻展示了苏东坡内心的痛苦、矛盾、斗争,最终在老庄思想的朴素辩正法中得到解脱。
为此,他在不显眼的地方安排了非比寻常的“文眼”:“吾与子共适”,文中之配情绪悲乐变化的是“共适”与不适思想的交替。“卒章显志”的结论是:人生无论其变与不变,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应该“适”。文眼看似信手拈来,实际功力深厚,“绚烂之极归于自然。”文风直追老庄,“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时而如飞流直泻,时而如幽谷清溪;有仰天长啸,也有俯首哦吟,结构上纵横开阔,舒卷自如,极尽变化腾挪之能事。将眼前景心中情,与人生哲理交织在一起,让读者看到了大千世界和宇宙的玄种,开辟了山水游记的新境界。苏东坡少年读《庄子》曾经感叹:“吾昔有见于中,儿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也。后人读东坡文也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说“不但见得到”,而且“能说得出”苏文的“过人之处”就“文气”而言,苏东坡此文有一种飘乎羽化的“仙气”。
有人说,柳宗元山水游记像潺潺清泉,反映大自然细腻的美,欧阳修山水游记如镜湖微澜,陶醉于大自然闲适的美,那么,苏轼之文就是浩淼的大海了,反映出东坡向往大自然雄浑的美。
参考文献:
[1]《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张耀辉、傅德岷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8月第一版。
[2]《古代汉语上下》,郭锡良、唐作藩、何九盈、蒋绍愚、田瑞娟编,北京出版社出版,1981年9月第一版。
[3]《文学史(一)(二)(三)》,游国恩、王起、费正刚、萧涤非、季镇淮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北京。
[4]《通史上》林丙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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