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修《宋史》由于繁冗芜杂，历来为史家诟病。尤其清代，学者们认为《宋史》成书仓促，一是内容考订不精，过于杂乱；一是缺漏甚多，不足以反映宋代社会全貌。因此，或重修，或考证，或补缺，撰写了一大批相关著作，极大的弥补了元修《宋史》的缺憾。对后世进行《宋史》相关的研究，贡献极大。 

关键词：清代；《宋史》；重修；考证；补缺 

         诸部正史中，元修《宋史》最为芜杂，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曾说：“宋史草率荒谬，和辽金元史一起为史家最劣也。”[1](卷一)因此，自修成之日起，就不断有学者要求对其重修。元末，周以立认为三史体例不当，想要改修《宋史》，怎奈当局对夷夏之辨的敏感，遂不成。明代亦如此，先后有王洙、柯维骐、钱士升等分别撰成《宋史质》、《宋史新编》、《南宋书》等书。刘咸忻先生曾明确评价三人的著作说：“王书最疏，柯书尚有可取，而仍不厌众望，钱书则止删节而已。”[2]（p592）今天看来，虽刘先生的评价过于严苛，但从三人的著作来看，可知明代的宋史研究过于注重申明夷夏之别，也有诸多错讹之处。至清代，一是因为“今时代愈远，宋金书籍可资考订者流传益少，虽有志纂辑，亦无从下手矣。”[1]（卷二三）二是官方对夷夏之别极为敏感。因此，进行《宋史》的相关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学者们抛开狭隘的民族观，从学术的角度重点对元修《宋史》造成的史实不明、内容杂乱等问题进行弥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修宋史，二是考订元修《宋史》的错讹，三是补充元修《宋史》的缺漏。这些研究对后世的宋史研究贡献极大。 

         一、重修宋史  

         清代先后有潘昭度、黄宗羲、陈黄中、钱大昕、邵晋涵等人欲重修宋史。然除邵晋涵撰成《南都事略》外，其余皆未成书。[3]（p186_187） 

         邵晋涵，清代著名学者，素来有重修宋史的愿望。邵氏生长于浙东，浓厚的学风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邵氏家族收藏的宋元遗书，也为他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四库馆后，浩瀚的书籍为邵氏获取各种文献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在《四库全书提要分纂稿》中专门列出《宋史提要》，客观公正评价了元修《宋史》。认为元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宋人好述东都之事，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4]（卷三）依旧沿袭了南北宋史料著述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还认为元修《宋史》“参差之迹，缺遗之事，岂可枚举”。[4]（卷三）因此，立志撰成一部《宋志》，解决元修《宋史》的遗留问题。邵氏所想得到了当时一些学者的支持。段玉裁说：“先生邃于史学，闻实斋先生云，有《宋史》之举，但此事非先生莫能为。”[5](卷十八)章学诚也说：“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君遂慨然自任。”[5]（卷十八）可见邵晋涵的学识深受学者们的赞赏。在史学上的造诣使得他成为撰写宋史的不二人选。邵晋涵撰写《宋史》是为了“表宋风”，他说：“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种之择，本心既失，其它又何议焉！此着《宋史》之宗旨也。”[5]（卷十八）根据《东都事略》的体例，拟定篇目，最终完成了《南都事略》。钱大昕曾评价此书说：“词简事增，过正史远甚。”[6]（卷四三）但遗憾的是此书目前已经不存。[3]（p188） 

         虽然邵晋涵没有实现写成《宋志》以贯通宋代全史的愿望，但《南都事略》的完成，弥补了南宋史过简的缺憾，对宋史研究依然功不可没。 

         二、对元修《宋史》的考异纠谬  

         清代，学术界考证风气大盛，考订和纠谬元修《宋史》的著作尤多。如钱大昕的《廿十二史考异》、《诸史拾遗》，另外还有赵翼的《廿十二史札记》和邵晋涵的《南江札记》等。这些著作运用了多种考证法，确保无误。下面略举数例说明： 

         《宋史·朱倬传》载：“宣和五年，登进士第。”[7]（卷三九二）邵晋涵将《宋史》本纪与列传进行比对后说：“按《徽宗纪》：宣和六年，策进士。是年为甲辰科，非五年也。此纪传之互异也。”[4](卷三) 

         又如《宋史·谢深甫传》：传赞谓：“其当韩侂胄严禁伪学，善类为之一空，深甫秉政，与之同时，且尝劾陈傅良、赵汝愚等，显与正士为难。”[7]（卷三九四） 

         赵翼认为《谢深甫传》的传赞相互矛盾，他说：“通首叙述，居然一代名臣，无可訾议。而编次时则入于胡纮、陈自强卷内。 

是传则君子，而赞则小人矣！”并作出评论：“可见各传皆宋旧史原本，修史时悉仍其旧，特于赞内另别其是非。此又见修史者虽不及改正，而尚存褒贬之公也。”[1]（卷二三） 

 又如《宋史本纪》中记载金人名字时，均书汉名，于了解人物有很大不便。如《孝宗纪》：“乾道四年十二月，金遣完颜仲仁等来贺明年正旦。”[7]（卷三四）钱大昕在《诸史拾遗》中利用《金史》的相关记载考证出“宗室辟合上”。还其本名。[8]（卷四） 

         学者们在不改变原文的前提下，征引大量资料对其错讹之处进行考辩。为我们今天研究《宋史》提供了正确的史料，贡献极大。

        三、补充元修《宋史》的阙漏  

         元修《宋史》南略北详的弊病在列传部分表现最为明显。北宋记载1211人，而南宋仅466人。陆心源编纂的《宋史翼》，是唯一一本补充《宋史》列传的著作。 

         缪荃孙在为《宋史翼》作序时曾说：“吾友陆存斋先生，史才独擅，初儗改编《宋史》，积稿至四五尺，后虑卷帙重大而精力渐衰，乃先刺取各书，积录应补之传至七百八十一人，附传六十四人，成四十卷，改名《宋史翼》。”[9]（序）陆心源引用多达400种文献，最终增补《宋史》缺漏的北宋人物286人，两宋之交157人，南宋最多，513人。[10](p28_30)可见用力之深，贡献之大。 

         《宋史翼》一是补增《宋史》无记载的人物，如陈振孙。南宋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其著作《直斋书录解题》和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一起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壁，成就很大。但《宋史》却无他的传记。宋以来的文集、笔记、方志、诗文评等书中虽有记载，但过于散乱，无法窥探陈振孙的生平全貌。《宋史翼》弥补了这一缺憾。《陈振孙传》全文共429字，从他初“为鄞县学，绍兴教官，宰南城。”至“端平三年，以朝散大夫知台州，除浙东提举。嘉熙元年，改知嘉兴府。为浙西提举。”后因“研精经术有古典型，除国子司业。”直至“宝章阁待制致仕，赠光禄大夫。”完整记载了陈振孙一生的主要仕宦经历。另外传文还详细阐述了陈氏的学术成就。其载：“振孙‘家藏旧书至万卷，仿《郡斋读书志》作《直斋书录解题》，极其精详’”。[9]（卷二九）经过陆心源的补充，陈振孙的一生得以明晰，为后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类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引用缪荃孙的话以说明：“名臣如孔延之、徐彦若、喻汝砺、袁说友，……奸臣如吕升卿、廖莹中皆彰彰在人耳目。”[9]（序） 

         二是补充《宋史》列传的缺漏。如王巩，《宋史·王巩传》仅记载王巩与苏轼交游的事迹，其他俱无。陆氏将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资料加工取舍之后，补充道：“字定国，莘县人。……笃学力文，志节甚坚，练达世务，强力敢言……跌荡傲世，好臧否人物……每除官，辄为言者所论，故终不显。……长于诗，著有《论语注》十卷、《闻见近录》一卷、《甲申杂记》一卷、《随手杂录》一卷。”[9]（卷二六）对王巩的字号、籍贯、人品、仕宦经历、学术等予以全面介绍，补充了《宋史》列传的不足。 

         《宋史翼》成书之后，颇受好评。俞樾认为此书“以显微阐幽之意，为征文考献之资”，说明此书对后世研究的参考价值。[9]缪荃孙认为“即与《宋史》并列学官，亦复何愧！”[9]说明《宋史翼》在研究《宋史》领域的重要地位。 

         金毓黻说：“乙部诸书，创作最难，而改修分撰次之，补阙注释又次之。”[11]（p245）可见，史学著作撰述之难。但清代学者因着史家的责任感，用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著书立说，不但解决了元修《宋史》遗留的诸多问题，还为后世进行相关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参考，贡献非常大。  

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校证本，1984年. 

[2]刘咸忻.刘咸炘学术论集：重修宋史述意[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张舜徽.清儒学记[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邵晋涵.南江文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章学诚.章氏遗书：邵与桐别传[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邵君墓铭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钱大昕.诸史拾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9]陆心源.宋史翼[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10]孙万洁.陆心源《宋史翼》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1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