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池莉的新写实小说中，只要是知识分子，那么必定是负面的人物，他们软弱、腐朽、虚伪、自私自利、工于心计，而相对的，普通的劳动者都是乐观、开朗、直率、无私无畏、自助助人的，池莉把市民文化放置到道德的至高点上，把知识分子文化贬抑的一钱不值。比如，在《不谈爱情》中，珞珈山的庄家和花楼街的吉家分别代表着知识分子文化和市民文化，池莉把庄建非描述成一个轻情感重性欲的知识分子形象，从他本人的身份地位上先对庄建非进行了贬抑。不仅如此，她还拿庄建非和吉家人比。在花楼街，庄建非永远处于弱势，他对付不了毫无文化修养的吉大妈，在吉玲面前也听任摆布。池莉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无论处在什么岗位，他们的品质都有问题，而文艺界中人更是道德品质恶劣。短篇小说《让梦穿越你的心》，主要写的就是文艺界人士如演员、编辑、画家、诗人等，他们对爱情朝秦暮楚，一个个都自私自利，置生病的同伴于不顾四处游玩，还肆意嘲笑同伴对藏人的友情，全是一群“臭味相投、见利忘义、口蜜腹剑的狗男狗女。”池莉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大都是一些负面形象，或者说着眼点在知识分子的缺点，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得不说，池莉以代表较低文明层次的阶层——市民阶层，去贬抑和否定较高文明层次的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就不能不让人对作家的价值判断和情感褒贬提出质疑，这也让人们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民间”价值判断是否也会因“民间”元素的杂糅而藏污纳垢。 

 

　　四、“民间”元素——融“精华”与“糟粕” 

 

　　“民间”在90年代是由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和《民间的还原》两篇论文中系统提出的。一方面，“民间”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池莉的新写实小说着力描述的领域是武汉的市民生活，这一对象相对远离国家权力的控制，而为了更好地展示出对象的“民间”性，池莉选择用意识化、生活化的语言来进行描写，这样一来不仅能更加贴近她的描述对象，让武汉的民间社会面貌以及武汉市民的情绪世界更加真实，也让小说文体有了别具一格的民间趣味。另一方面，“民间”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因此要对它作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困难的。池莉的新写实小说很好地体现了“民间”元素的精华，却也没有去其糟粕。比如张景超认为，“池莉只是把文学的描写基点拉回到人的生存问题上，却没有作出超越性的回答。他的创作潜伏着一种危险，认可生物性的存在，平庸无为的存在。”[7]他还指出，作者常常消融了自己和人物的界限，其认识水平与感觉能力与小市民阶层没有多大差异。 

 

　　“民间”是一个自在的范畴，在这个范畴里既包含了自由自在的舒徐畅快，也无法摒弃藏污纳垢的廉价价值。它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创造原则，“民间”的藏污纳垢并不会让知识分子在走向民间时泯灭掉其精神品格，只是为其创作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是，知识分子在走向民间的同时，也应该秉持着坚守本真的态度，比如池莉极力描黑知识分子文化描红市民文化的做法就值得商榷。作家应该尝试去新的领域寻找新的意义、新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对传统精神的传承。作家们应该用一种平等的姿态去面对民间的复杂文化形态，发现其中丰富的精神资源，民间的那种自由自在、富有活力的生活方式，在民间的自由与丰富中获得新的精神成长。 

 

　　注释： 

 

　　[1] 阳鱼：《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文艺报》，1988年1月30日。 

 

　　[2] 陈继会：《精神疲惫·文化阵痛和文学进路》，《文学评论》，第6期，1988年。 

 

　　[3] 伍林伟：《写好故事》，《文艺报》，1988年7月9日。 

 

　　[4] 池莉：《一冬无雪》，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页到第3页。 

 

　　[5].池莉：《小姐你早》，作家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6].池莉：《太阳出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2页。 

 

　　[7] 张景超：《生存理想的陨落——池莉人生三部曲的问题研究》，《文艺评论》，第3期，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