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研究

　　我国的发展要警惕西方权力的渗入，因此要认真对待地方与权力关系的问题。本土知识是“一种可以通过‘彻底解释’获得的可以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权力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支配—抵抗”，而是具有多样关系的发展干预综合体[14]。此外，在有限时空内寻求快速发展使我国面临很多困境。西方社会经历了现代取代传统、后现代超越现代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我国的发展是在有限的时空环境内容纳了西方社会两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加之内部人口众多、外部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我国的时空条件受到严重的挤压。认识到“时空压缩”的现实性才能找到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超越进化”或许是应对困境的出路[15]。

　　郁建兴等人认为我国是发展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地方政商合作和国家合作主义的综合体，而重构国家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超越现今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是新世纪的要求[16]。碎片化、二元化的社会政策体系急需转型，他强调通过政策转型实现国家发展模式转型[17]。李学文等人则追溯了国家发展、税收制度与地方政府收入的政策演变及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将土地作为发展主义核心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式取得了显著经济成绩，但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18]。该文章在针对农村土地的社会斗争、抵抗行动层出不穷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另一种发展与发展之外》一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文章指出，撤点并校并非发挥教育的功能，是规模、效益等经济学考虑，是发展主义的逻辑在作祟；中国成为高端奢侈品的消费大国是发展战略中经济增长高于一切的原则所致[19]。发展主义在中国已经现其原型，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警惕，更要寻求发展之外的本土模式。

　　分析国家战略的发展主义文章倾向于论述中国模式和国家转型。快速工业化、高速现代化使国内的发展也进入了瓶颈期，探讨国家转型、寻求突破唯经济论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当前的研究仍较为宏观和浅显，指导国家如何转型、如何包容性发展的建议将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四、对发展主义的社会变迁研究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有助于扭转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国家公共治理体制，从未实现对当前发展主义模式的突破。当前的任务不仅是要突破发展模式，而且要在公共治理体制取得创新性进展，因此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达到真正解放思想、寻求发展新出路的目标[20]。何子英追溯了西方福利国家的起源与形成，指出尽管社会结构、历史背景存在差异，我国不能照搬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但我们要积极学习“福利主义共识”，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间寻求平衡点，实现国家发展模式的真正转型[21]。

　　早期的发展主义是“高积累、低消费”，而发展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呈现消费主义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发展是“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全球化下消费主义冲击，形成一个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二元悖论[22]。高积累与高消费并存的让我国的发展局面更加复杂化。

　　关注发展中的社会成员是研究社会变迁的另一视角。邓万春探讨了国家社会动员能力的变化，认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国家对资源控制能力下降导致社会动员的实际能力减弱；然而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倡导下，社会动员逐渐向效率优先的方向发展[23]。郑杭生则对社会成员是否“有感发展”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前国家社会的格局是“国富民弱”“无感增长”，所谓的快发展、高增长都是“发展的幻象”，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普通百姓。要实现广大人民“有感增长”，必须突破旧式现代性的发展主义，寻求一种以人为本、民生为重的“新型现代性”理论范式[24]。

　　无论是公众参与、消费主义还是社会动员“有感增长”，所有这些对社会变迁的研究都指明一点：人民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目的；发展主义也许能带来一时的“幻象”，但不会带来永恒的利益，只有关注人们生活的发展才能可持续。当前对社会层面的发展主义分析不够深入、力度不足，这一方向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五、对发展主义的农村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改革不是单纯的制度变迁而是带有浓厚的社会动员色彩，是一种继承于毛时代的“国家动员式发展主义”[25]。但当今我国农村经过公社化、集体化和三十多年改革洗礼已经不是概念意义上与“现代”相对的“传统”状态，而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的不发达状态。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应该既包含现代化的发展主义话语，也包含后现代化的反思、批判话语。只有这样才能既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农民增收，又保证农村社会文化、传统价值等地方性知识的保留、传承与发扬[26]。

　　潘泽全研究了发展主义道路下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问题，中国现代化战略下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出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和抗拒[27]。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发生在城乡二元结构框架中，而这一政策体现的是国家城市空间保护的理性逻辑和现代城市主义的发展主义逻辑，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社会排斥和不平等待遇。关注发展主义语境中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议题，对保证国家持续发展、促进社会良性运转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8][29]。

　　叶敬忠对发展主义侵蚀农村社会的思考也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关怀。“被上楼”农民、失地农民“失去庭院的农村”，所有这些景象都是发展主义的恶果[30]。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始作俑者亦是发展主义，所谓“村不办小学、乡不办中学”的规划，正是以调整表征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其结果不是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农村家庭教育负担的加重、交通安全隐患的增加和辍学儿童的增多[31]。

　　朱晓阳通过对滇池东岸某村庄的田野研究，论述了更为复杂的农民、国家与发展主义间的关系。他认为发展主义是当前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还是农民都接受了这种价值观，成了“发展主义的囊中物”。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抵抗而是“更激进”地推进，他们并没有坚持所谓的“传统”，而是与政府协力共同打造发展主义知识话语，为的是“从这些政治和经济的生态约束中获得更多的土地、水利、粮食和能降低生存风险的空间”。并警惕在关注发展主义带来的生态恶化时，不能忽视农民的参与行动[32]。

　　反思发展、批判发展主义是大多数学者以发展主义视角研究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发展主义不是普世理论，它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经验。走出历史、面对现实，非西方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并不是走当今发达国家的老路子，而是回归自我、尊重民众。正如埃斯科瓦尔在其《遭遇发展》一书中所说，文化差异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政治实事之一；我们寻求的是基于本土的发展“替代方案”；我们追求的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充斥混杂文化的后发展时代。中国的农村、农民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有权利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当前的生存状态，任何地区、任何个人都不应该成为发展主义的牺牲品。面对强大的发展主义浪潮，学者的反思与批判看似苍白无力，也许真正能够对抗这头怪兽的总是不起眼的“小人物”，那些源于乡土、发于底层的草根运动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