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打破经学传统,奠定了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的现代学术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在学术观上,科学作为知识体系是按学科构建的。以此精神整理国故,改变了原先各种学科依附于经学的传统,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来整理传统文化。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开篇就先给出哲学的定义就表现了这一点。如陈独秀所说:"讲哲学可以取材于经书及诸子,讲文学可以取材于《诗经》以下古诗文,讲历史学及社会学,更是离不开古书底考证"。①这对构建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学科起到了奠基作用,不仅出现了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那样的学科开山之作,而且产生了一批学科的首创者和奠基者。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重头戏是"古史辨",在参与其间的人员名单中,可以发现一长串这样的人物。按学科治学,似乎是"肢解"了传统文化,但其实是激活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学术生命。因为传统文化只有在现代学科体系内得到重新阐释,才能进人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经验世界,才能通过现代教育制度得到传授,才能成为人类共享的普遍知识。梁启超在1920年就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今后"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能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业,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即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籍焉"。② 在价值观上,科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此精神整理国故,推翻了视经学为最高权威的偶像崇拜,以辨伪求真为取向。这在胡适那里展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③一是上述的依据证据作出结论的"据款结案"和搞清本来真相的"打还原形"。"古史辨"突出地体现了这两个方面。顾额刚作为"古史辨"的中心人物,深受新文化运动以科学精神整理国故的影响。他说:"以前我虽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瞭的意识。""要不是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④"古史辨"以疑古为旗帜,针对的是信古即"经学则是学术的偶像"。⑤顾额刚推倒这一偶像,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解构了传统的古史系统,引发了激烈、持久的讨论。尽管"古史辨"疑古的一些结论,现在看来未必正确,因而有了"走出疑古时代"主张,但它奠定古史研究的现代学术基础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正如首先提倡"走出疑古时代"的李学勤所说:"古史辨派及其所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传统的古史观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而为建立新的古史观开辟了道路。"⑥ 在方法论上,科学是通过逻辑推论而建立系统化理论。以此精神整理国故,摒弃了经学的注疏传统,注重逻辑方法和逻辑论证,赋予研究传统文化的理论成果以体系化的现代面目。在经学传统中,研究者的心得用注疏的形式来表达,其中虽然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但往往多是感悟式的断语而甚少经逻辑分析而提出结论,往往多是片段式的阐述而甚少使之形成有逻辑关联的建构,也就是虽然有实质系统,但缺乏形式体系。新文化运动的整理国故彻底改变了这样的状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经学的注疏形式针锋相对,即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改为以自己的话作为正文。这不仅是体现了对经学的平视,更主要的是表明研究方法的改变,即蔡元培所指出的"系统的研究";他认为这就克服了在"形式问题"上"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的缺点,而且认为"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①就是说,胡适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采用了西方科学建构理论形式的逻辑分析和论证的方法,即主要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相互为用的"。②这对于整理国故具有示范作用,正如熊十力所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此甚紧要。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真正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这也应当是熊十力自身的体会。如果不是用逻辑方法构成体系化的理论,包括他的"新唯识论"在内的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也不可能站立于现代学术之列。 以上考察分析表明,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以科学取代经学,打开了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新天地,而并非妖鬼化传统文化。当然,这样的整理国故也存在着某些"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流弊,因为辩证法当时还未被纳入科学方法的视野之中。当下常常看到把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作为现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对立面的说法,以上的简略考察辨析足以说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与开创研究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术基础是互为一体的,即在解构的同时进行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