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上篇）(2)

　　毋庸置疑，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需要具体的传导机制，即除去城市规模本身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净效应之外，还可能通过诸如收入水平、城市失业率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因素间接影响居民幸福感。例如，林江等（2012）[22]基于中国CGSS（2006）以城市房价和住房产权为机制研究了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而促使城市房价的上涨，进而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住房产权对提升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积极作用。覃一冬和张先锋（2014）[4]基于中国CHIP（2002、2006）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得出，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主要通过提升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增加人口密度两个途径来传导，前者起正向作用，后者起负向作用。当然，更多的文献却并没有直接涉及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机制研究，但我们可以根据既往研究成果来厘清这一机制的逻辑关系。例如，就业无疑是城市规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机制，一方面城市规模的扩张可以提高居民的就业概率（陆铭等，2012；刘学军、赵耀辉，2009）[6][23]，另一方面就业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Johada，1982；任海燕、傅红春，2011）[24][25]。又如，收入也是城市规模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机制，因为收入无疑是决定居民幸福感最直接的因素（何立新、潘春阳，2011）[26]，与之相对应的城市规模扩张与收入呈显著地正向关系（Sverikauskas，1975；GlaeserandResseger，2009；高虹，2014）[27][28][7]。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城市规模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已进行了深入研究且成果丰硕。遗憾的是，我们通过大量文献检索，却并没有发现有关我国城市规模与流动人口幸福感的研究，与此课题相近的文献仅是孙三百等（2014）[21]与孙三百和白金兰（2014）[29]研究了城市规模与城市移民幸福感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基于RUMIC（2009）数据来实证研究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在既往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的可能边际贡献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可能是首篇实证研究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前所述，我们通过大量文献检索却并没有发现有关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无疑是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城市规模与居民福利关系的研究工作。第二，本文借鉴Mo（2000，2001）[30][31]提出的传导机制分析法，重点分析城市规模通过影响个体收入、生产率和就业环境，进而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传导机制，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
　　二、模型与数据
　　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考察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①①在本文中，我们所定义的流动人口是基于户籍制度而给出的，即工作或生活在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这一定义的主要目的是与本文实证研究所选取的RUMIC（2009）数据保持一致。幸福感的影响效应。由于测度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指标为排序变量，我们将回归方程设定为基于个人层面的有序Probit模型（OrderedProbitModel）。同时，根据既往文献研究可知，城市规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可能并非单调，因此我们尝试在回归方程中纳入城市规模的平方项，以检验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效应。鉴于此，本文设定基本估计方程如下：
　　happinessij=α0+α1cityj+α2city2j+γ′Xij+ρ′Mj+εi（1）
　　其中，角标i和j分别表示城市j中的个体i，系数和分别为城市规模及其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和分别是个体特征变量（Xij）和宏观经济变量（Mj）的系数矩阵，（i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用于测度第i位流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RUMIC（2009）调查中，变量是基于被调查者对“考虑到生活各方面，你是否觉得幸福？”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取值为1—4的整数，分别对应选择“很不幸福”、“不太幸福”、“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对于城市规模的测度，本文借鉴已有学者（陆铭等，2012；孙三百，2014；高虹，2014）[6][21][7]的经验做法，选取第j个城市的市辖区总人口（cityi）来衡量。
　　当然，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因素还包括一些个体特征变量（Xij）和城市特征变量（Mj）。首先，我们在回归方程中纳入的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male），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年龄（age）及其平方项（age2），年龄为被调查者在受访时的周岁年龄；户籍变量（local），当地户籍赋值为1，外地户籍赋值为0；婚姻状况变量（marriage），已婚或再婚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离异或丧偶（divorced）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民族变量（national），汉族赋值为1，少数民族赋值为0；受教育年限（education），从小学算起在学校所接受教育的年数；自评健康状况（health），来自被访者对自我健康“很不好”、“不好”、“一般”、“好”和“非常好”的判定，分别赋值为1—5的整数；月收入（income），测度被调查个体的收入水平。
　　其次，本文纳入的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城市特征变量（Mj）包括：城市失业率（unemployment），本文以各城市2007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进行测度①①虽然官方统计资料上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被认为是低估了中国的真实失业率，主要原因是其未能将那些领取了某种福利救济金但实际上仍然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口纳入统计范围。但是，即使低估了真实的失业率，它还是能够近似地反映出各地区真实失业率的相对差异，而且，这个指标也是我们目前能够获取的度量中国失业率的唯一指标。，用以控制城市就业拥挤度，失业率越高表明就业越拥挤；城市生产率（produtivity），本文借鉴（柯善咨、赵曜，2014）[32]的方法，以2007年各城市市辖区人均GDP来测度，用以控制那些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因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经济增长率（growth），我们以2007年各城市GDP增长率来测度该指标以控制那些不可观测的宏观经济因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另外，我们还控制了地区虚拟变量，分别设置直辖市（municipality）和省会城市（capital）哑变量，以控制那些不可观测的（诸如可能存在的针对流动人口的特殊政策）城市因素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的基础数据来自“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数据”（Rural-UrbanMigrationinChina，RUMIC2009）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需要说明的是，RUMIC（2009）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机构联合实施的“中国农村一城市移民调查”项目，该调查是在CHIP（2008）基础上展开，在农村外出劳动力的15个主要迁移目的城市②②这15个城市为：东部地区的上海、广州、深圳、东莞、南京、无锡、杭州和宁波；中部地区包括武汉、合肥、蚌埠、郑州和洛阳；西部地区为重庆和成都。其中，直辖市2个、省会城市7个。进行，包括5000多个移民家庭的16岁以上家庭成员就业信息。该项目基于随机抽样调查方式，在劳动者工作场所现场进行调查③③更详细的调查数据介绍请参考Akguc等（2014）。数据来源网址：http：//idsc.iza.org/？page=27&id=58。。调查所取得的流动人口样本个体总数为8446个，本文基于研究需要主要选取年龄介于16—60岁之间的样本，删除月收入为0或缺失的观测样本。由于本文定义流动人口为“工作或生活在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我们删除了拥有其他城市户口的居民，最终，本文选取的有效样本量为4142个。表1中汇报了本文所采用的各项指标的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实证分析
　　（一）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
　　接下来，本文将实证检验我国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先暂不考虑城市规模变量和流动人口幸福感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对方程（1）进行有序Probit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第1、2列。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平方项（city2）均在5%或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似乎表明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且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以第2列估计结果为考察对象：平均而言，根据变量city和city2的估计系数可以判断，城市市辖区人口规模在3500万左右时，该城市的流动人口幸福感最低。
　　显然，有序Probit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且非一致的。在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的决定方程中，根据已有学者（陆铭等，2012；孙三百等，2014）[6][21]的经验研究可知，流动人口幸福感对城市规模极有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例如，一方面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规模越大的城市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也就越多，而流动人口对就业城市的选择具有非常强的自主性（陆铭等，2012）[6]，进而使得他们有更强烈的动机选择“大城市”就业。另一方面，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就业效应”（李树、陈刚，2015）[33]和“收入效应”（NeveandOswald，2012）[34]，那些幸福感更高的流动人口会有更强的努力动机在“大城市”需要工作直至实现就业，因为他们都知道大城市会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待遇，进而使得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流向规模较大的城市，从而使得城市规模成为流动人口就业的结果。鉴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没有考虑估计方程中核心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上述回归结果是有偏且非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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