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与收入分配(2)

　　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思想源于他的“人的自由发展”理想。普遍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自由，更加不会有一种绝对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明确期望每个人（年幼者、年长者、体弱者等除外）能够分担一定的义务。“而对义务的承担恰恰体现出社会的道德和正义的实现”[5]。可以看到马克思已经旗帜鲜明地摆脱了人本主义的影响，把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奠定在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条件上了，并且提倡一种正义的社会道德。

　　结论2：从马克思的分配思想中，可以总结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另一个构成要件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既容不下少数人的“绝对自由”，也不是平均主义。是在“一定义务”限制下，满足“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兼顾到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尤其弱势群体的需要。

　　二、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的两个阶段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却一直存在，究其原因可以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寻找。不同阶段，人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认识不同。

　　（一）改革开放前徘徊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愿望空前强烈。很多人也认为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具有了消灭剥削的实际力量，要坚决彻底地消灭私有制，但是反映到分配制度上却变成了绝对的平均主义。

　　这是没有客观地认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结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错误理解，将效率与公正的关系看作是效率与平等的关系。这种绝对平均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自由是有条件的，“普遍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自由，也不意味着所有机会的绝对平均分配”。绝对平均反而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忽视了人们的贡献有大小之分。所以这一时期，没能实现社会财富极大化，有的只是绝对平均下的低效率。

　　（二）改革开放后激进

　　邓小平创造性地解释了社会主义本质，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也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办事。释放了活力，使得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但是，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自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国际警戒线为0.4）[6]。同时，“政府收入过高，劳动者收入偏低。”[7]更有学者指出，“政府和国有企业中的少数败类，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严重破坏市场秩序，极大伤害民众的利益。”[8]

　　这同样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要求的社会公正给予足够重视，同时制度层面缺乏有效措施约束市场理性、政府寻租、行业垄断，导致了今天的局面，这种分配的不公正同样会给人民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引发群体性冲突，从而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三、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

　　（一）市场机制下利己的无限放大

　　亚当·斯密于三百多年前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思想，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组织形式。然而，也要看到市场失灵的种种弊端，如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大量的失业工人，社会财富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利用市场来发展经济的，但同时要注意市场与生俱来的弊端。当前，社会贫富差距的越来越大，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主要是因为市场无限放大了人的利己性，却没有给这种自利以公正的约束，当这种自私行为泛滥而得不到约束时，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将得不到保证，收益的只是极少数拥有特权的人。分配的不公平最终反而限制了效率，成为了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应该维持社会的公正，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二）政府在维护公正分配上存在角色缺位

　　利用市场发展经济，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但是，当社会显失公平时，对分配公正的维护就非常重要。从马克思的理论来看，公正是历史的并最终内化为社会道德而为人们所自觉遵守的。但是，当前生产力水平下，人的道德自觉性还未能达到如此高度，所以公正应该由国家通过法制的手段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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