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年来，以各种“主义”引领下的课程设置研究，过分强化了课程作为体育知识、技能和方法的传授，而相对忽视了课程作为情感、人格和礼仪等的培养。课程管理的政治化、顶层设计的模式化、内容选择的技术化和教育设置的边缘化导致体育课程缺少文化品质。必须还原课程的文化品质，否则任何改革也只停留于内容、方法、技术的更新上。体育课程文化品质的重建，应从积极情感培育、完美人格铸造、礼仪规范教化着手。 

　　关 键 词：学校体育；体育课程；文化品质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4）05-0087-04 

　　任何不考虑文化立场与价值观念渗透的课程改革，是在主动放弃教育对于社会价值观念主动引领的权利与职责，是功利性与工具理性驱使下的教育盲动和随波逐流，因为任何文化概念都蕴含“丰富或完善人的内心世界、提高人的德性和教养程度的意思”[1]。体育课程是寄托“人”的属性的一种文化存在，是时代赋予教育的反映。抛开文化，体育课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为课程提供了基本研究范畴和逻辑，但那些成色不足、品质低劣的体育文化所提供的范畴和逻辑，往往会成为学生情感的枷锁和人格的桎梏；在长期的课程实践中，过多强制性的灌输形式，使学生很难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到细腻的积极情感反应，体育课程也难以升华到培育积极情感、铸造完美人格和教化行为规范的文化境界之中；其次是把体育课程文化贬低为跑步、做操或比赛，甚至把体育课以外的所有运动都当成无技术含量的出汗或玩耍，则彻底地掏空了体育课程的文化内涵；而一些热衷于“泰勒原理”的目标模式，依靠照搬、复制、翻版等手段所进行的课程标准化、模式化和程式化改革，也必然导致课程的异化。因此，目前的体育课程改革必须解决文化品质缺失的问题。 

　　1 体育课程文化品质的缺失 

　　从文化的本体意义上而言，课程必须是主体“在场”的存在，即学生能够被体育文化中“真善美”所唤醒和激发，能够在特定语境中有所体验和感动，将学生的“游戏冲动”[2]引发出来从而实现体育课程的文化响应。在近些年的一系列体育课程改革进程中，“课程的文化逻辑在异常热闹的、功利化的目标追求中被边缘化，体育课程文化逻辑迷失在各种流派的课程实验场之中”[3]。 

　　1.1 课程管理的政治化 

　　长期以来，在强调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体制下，体育课程改革是教育职能部门和专家学者的职责和权力。1952年前苏联第1次参加奥运会就与美国并列第一，而此时也恰逢新中国在全盘苏化思潮的涌动之时，苏联老大哥的示范效应坚定了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体育体制的决心，加速了新中国体育“劳卫制”教育建设，完善了以竞技体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并编订了我国竞技化色彩的体育教学大纲。在此期间的体育课程实施过程中，不少体育教师只有“教”和“训”的概念，在教育理念中并没有文化意识，体育教师们在各项目教学之间重复着机械劳动，学生在一边无奈地机械模仿，造成教师厌教、学生厌学，学生全然不知体育与人格、情感、礼仪和规范的密切关系。 

　　劳卫制体育课程设计以学科逻辑为中心，强调政治性、思想性、举国性，内容选择常以军事代替体育、劳动代替体育，体育课程目标与内容缺乏有机的联系。体育被视为政治意愿和国家意志的一种载体，体育被视为培养劳动者和保家卫国者的手段，又何谈与人的情感、人格、礼仪等育人元素的关系。 

　　1.2 顶层设计的模式化 

　　体育是生命的活体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文化可以使身体运动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把人的价值观、情感、归属、道德等优良品质铸造在心灵深处。但是近年来体育课程的模式化、程式化、标准化等构建遗忘课程文化的特征，“女生教学男性化”、“儿童教学成人化”、“教材竞技化和标准化”无疑严重违背了身心发展规律。贾齐[4]认为：“几十年来真正左右我国体育课程基调的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身体指标。这些评价指标在时间顺序上似乎出现在体育课程的末尾，但实际上它在课程操作整个过程中控制着具体的操作方式。对身体指标的追求不仅导致了对文化传承这一课程基本属性的违背乃至否定，其哲学基础因此也陷入了身心二元论的泥潭。” 

　　近年来单向度的顶层设计课程“弱化了对学生合作、自制、责任感、正义与诚信等人性‘向善’的教育，导致了课程社会属性的缺失”[5]，机械化的教学，复杂化技术处理导致了课程的异化，各种标准、各种计划、各种条条框框的课程编制没有了情感、没有了意志、没有了想象空间。课程内容统一化忽略了个体的生命价值，脱离了体育的生活空间；课程实施模式化压抑了人性的力量；课程评价标准化违背了身体的逻辑，生命的差异和个性无法上升到文化的内核，导致身体情感、人格和礼仪的丧失。体育精神、伦理、道德和审美元素没有得到文化解释和响应，这种体育课程改革根本不是身体的真实教育需要。 

　　1.3 内容选择的技术化 

　　在课程内容的技术性分类与选择上，传统体育课程内容主要是按运动形态和生理功效为基础进行分类与选择：如按人体解剖部位分类，以身体活动方式进行内容选择；或按人体基本活动能力分类，以走、跑、跳跃、投掷、攀登爬越、悬垂、支撑、平衡等内容进行选择；或按身体素质分类，以发展速度、灵敏、力量、耐力、柔韧等内容进行选择；或以运动项目为中心分类，或以项群特征为中心、或以兴趣为中心进行分类与选择。 

　　技术性选择，把体育理解为身体机能提升和功能改善的生理性干预过程，过分突出了体育对于促进身体完善和发展的意义，忽视体育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忽视体育文化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培育和精神属性的教化功效，从而冲淡甚至完全掩盖了体育对人的规范意识、完美人格、坚强意志等作用，当今许多家长热衷于小孩子练习跆拳道，跆拳道为何受到家庭和社会的青睐，就是因为跆拳道讲求规则，注重礼仪，有益于培养“敢于担当、坚决服从”的社会品质和“为人之道”，而近年来教育部门推出的“两操一舞”不能够深得人心，其重要原因是缺少“道”，在体育与积极情感、完美人格、行为规范和礼仪教化之间缺少“增值”空间，不能不说课程技术化是当今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一大缺陷。 

　　近些年我们的体育课程开始关注文化，文学、艺术在逐渐渗透到体育课程之中，如曲宗湖先生设计的“苦乐教学”、合作教学和“精气神”教学已经开始从文化视角审视体育课程的文化功效，课程内容有了“神”[6]。 

　　1.4 教育设置的边缘化 

　　现阶段我国学校教育体系中，以身体运动为核心的体育文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化解释和认同，学生也没有对体育作以积极文化响应，体育与教育的融合只是制度层面、表层的融合，还缺少文化深层次中的情感、人格和礼仪的介入与融合，学生的运动参与的频度与程度在硬性规定中只是应付了事，大多数教师、家长也把青少年体育活动排斥在教育之外，体育活动可有可无，尤其是在中考或高考与时间赛跑之时。 

　　文化具有唤醒、激发、整合和聚力的作用，任何社会变革都不可能离开特定文化立场的响应。“任何社会形态的文化，本质上既包含对现行社会的肯定与支持，又包含着对现行社会的评价与批判”[7]。著名作家、体育记者肖复兴[8]在《其实奥运会已经开始》一书中指出：体育文化以最简单的、最直观、大众化的方式诠释了人类的精神、人类的情感、人类的真与善，人性力量在赛场上表现得更加纯粹。体育文化对人性有一种净化和提炼的功能。那么，在体育课程领域，文化重建则表现为对课程改革的调适、阐释和定位，即如何通过人格、情感和礼仪的教育方式回应体育的“真善美”文化意义。 

　　2 体育课程文化品质的重建 

　　体育课程依赖人体科学路径，承载着运动知识和技能的授受、承诺促进健康的目标诉求固然重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体育课程还要实现积极情感培育、完美人格铸造和礼仪规范教化之教育目的，使体育课程上升到文化育人的高度，以便接近体育的本质。 

　　2.1 积极情感培育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主任郝向宏总结当代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4种心理文化趋势：对人不感激，对事不努力，对物不珍惜，对己不克制[9]。这4个趋势不仅是当代青少年情感缺失的真实写照，更是当代教育的焦虑所在。近年来，学生情感的冷漠、自卑、孤独、颓废、抑郁、放纵等负面特征所导致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令人发指，学生心理承受力脆弱、意志力下降、责任感降低、缺少阳光向上的积极心态等令人担忧。 

　　《心理学大辞典》释义：“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积极情感反应是尊重、关心他人，责任形成，培养兴趣的前提，是决定行动的信号和保障互动交往的必要手段。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把这种积极情感反应称之为“共情”，并认为“共情”是“促进我们做出行动的情感”[10]，情感可以促进课程内容与学生体育行为之间发生“共情”，促进积极情感的产生。体育孕育着丰富的人文因素，饱含着情感又能促进积极情感生成与表达。在社会和学校的教育语境中，体育课程应当营造一种体育文化舆论与氛围，改变学生以往对于课程功能的单向度理解——“体育就是身体锻炼或比赛”，改变从制度化教育立场出发的课程内容的情绪化处理，充分运用“游戏、消遣和宣泄”的方式，引发内容与主体之间体育“共情”。教育应包含情感，而饱含情感教育内容的体育课程，不仅仅是增强体质的自然性教育，更是夺标育人的实践性情感教育。因此课程改革的文化重建就是要通过体育活动培养积极向上的情感，提高学生控制、表达和宣泄情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