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的类型差距及语言质变现象的内涵探讨(2)

　　4相关语言接触理论的思考探讨

　　4.1关于母语转换结果的质疑

　　Thomason&Kaufman（1991：50）论语言接触，对“母语坚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有比较经典的论述，概括如下：

　　表3表明，在深度接触的层级上，“母语保持的借用干扰”和“母语放弃语言转换的底层干扰”的结果本质上是相同的，即核心词均指向目标语，这种深度接触的语言形式经过石化，语言质变得以实现。

　　根据前文论述，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回辉话应该大致划归于表3中的“Ⅱ母语放弃语言转换过程中的底层干扰”一类。在前文提到，甲类的倒话、五屯话、唐汪话的100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这与Thomason&Kaufman的理论不矛盾；可是，乙类诶话、莫语、扎话，以及丙类的回辉话的100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这些语言事实对Thomason&Kaufman的理论是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认为，Thomason&Kaufman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可能他们所掌握的语言材料基本上是相接触语言的类型差别较大，所以，对于语言结构类型相近、相同或存疑的深度接触结果，如的诶话（五色话）、莫话、回辉话，核心词均以始发语为主的现象，这一理论就缺乏解释力了。

　　4.2关于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

　　世界上语言质变现象的发生几率很低。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语言会发生质变呢？

　　根据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观察分析，结合前文所述，语言质变的主要条件有：1）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比如，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导致双方语言发生质变；2）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比如，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3）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关乎生存的言语社区）。

　　上述三个条件中，有客观性的，也有主观性的。对于第一条“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这一客观条件人们普遍认同，体现了语言是交际工具的本质特征，毋庸赘述。

　　第二条“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这一主观条件，人们对此认识不足或存有疑虑。因为双语现象普遍存在，双语者可以根据不同环境自由选择使用A语言或B语言（事实也如此），一般不太可能产生、也没必要转用一种新的“A+B”语言。那么，是怎样的双语人群偏偏要转而使用一种新的“A+B”语言呢？答案是：双语中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足以明示他们想要彰显的、与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特殊族群身份，这样的双语人群会蓄意造出一种既不是A族语言也不是B族语言的非A非B语言——“A+B”新语言。对于这样的特殊族群，语言首先是本族群身份认同感、凝聚力的象征，这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条“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以往未予以强调，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在语言交际压力下形成的“中介语”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如像洋泾浜英语、云南的“傣汉语/汉傣语”（陈保亚1996）、吉林的“珲春朝汉语中介语”（贾敬杰2006）等就不会石化，更不会作为母语传承。另外，如果没有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没有相互交际的言语社区，即使“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再强烈，双语者也不可能实现“A+B”新语言的转用。

　　因此，基于对语言质变三个主要条件的分析阐释，笔者认为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应该是：“1）+3）——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2）+3）——说话者特殊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质变充要条件之“2）+3）”。托马森（2011）指出：“成年说话者的蓄意选择既可以改变语言的词汇，也可以改变其结构，这种变化对语言的影响绝非微乎其微。……虽然比较方法适用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语言，但要是说话者的选择严重扭曲了一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比较方法就必然不能派上用场。”文章引用了分布于西欧、南非、南美、南亚的若干语言案例来予以论证。对此，境内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等，也可以用以支持托马森的观点。

　　4.3关于语言质变结果的预测

　　对语言质变的结果能否预测，目前具有代表性观点的论述如下。

　　其一，“皮钦语产生的最好的起点是相互简化，而这种简化的结果基本上是由相关的语言中的共有标记性特征和类型差距的结合来决定的。”（Thomason&Kaufman1991：167-168）

　　其二，“通过对蓄意演变和蓄意抵制演变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重要结论：a.语言接触是无界的，接触引发的演变总是受制于特定的语言学/社会条件；b.我们既不能给接触引发的演变圈定理论围栏，也无法预测接触带来的影响；c.有些学者试图发展出一套能够准确预测接触引发的演变的理论模型，但这样的理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为达到该目标所做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功。”（Thomason2007）

　　从两方面概括理解上述观点：一方面，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彼此妥协简化对方的语法规则，由此产生的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的结果是语言结构相对简单；另一方面，双语者因其特殊族群的别同意愿“蓄意造出”的新语言在词汇、语法、语音系统诸方面发生演变，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

　　那么，境内的特殊语言事实能否支持上述理论呢？

　　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话、扎话这六种语言，且不论究竟是被迫形成还是蓄意造出的，也不论它们哪种简单哪种复杂（因为难以确立可比项来界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如前文的观察发现，这些特殊语言显示出了明显的类别区分、特征反差以及共性表现（参见表1、2），即：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甲、乙两类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显然，这种呈规律性的模式，对“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是不支持的，因为这种规律现象告诉我们，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不一定是不可预测的。

　　基于境内特殊语言甲、乙两类现象的研究发现，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

　　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如果深度接触的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其语言质变结果往往是核心词指向目标语，语法特点指向始发语；如果类型差距小，那么语言质变结果则相反，核心词指向始发语，语法特点指向目标语。不过，无论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距离大小，其语言质变结果均在语音要素上偏向始发语，常用词偏向目标语。

　　当然，上述预测只是根据我们所了解或调查研究过的语言材料提出的，也许仅限于解释的特殊语言事实，②至于是否对世界上类似的语言现象也具有解释力，尚待研究证实。

　　5结语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境内特殊语言现象的深入研究分析，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接触理论进行思考和探讨。主要的观点概述如下：

　　1）语言质变现象有类别之分，即如：甲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大，核心词以目标语为主，语法特点以始发语为主（以倒话、五屯话、唐汪话为例）；乙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小，核心词以始发语为主，语法特点以目标语为主（以诶话、莫话、扎话为例）；甲、乙两类的共性在于语音要素均指向始发语，常用词均指向目标语。

　　2）语言深度接触的质变结果，不一定都是转用目标语的核心词，的诶话、莫语、扎话可予以证实，这是对相关理论的修正补充。

　　3）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是：“高度的语言交际压力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或者“说话者特殊族群身份的别同意愿和相对封闭稳定的生活圈”，尤其是后者值得充分认识，“蓄意选择可严重改变语言结构”的观点，的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的形成机制可予以证实。

　　4）鉴于特殊语言所呈现的规律性模式，可知相接触语言之间的类型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语言质变的构成特点。因此，可以以核心词、语法特点、语音要素、常用词作为四个参项，对深度接触引发的语言质变结果进行预测。因此，“接触引发的演变无法预测”的结论值得商榷。

　　注释：

　　①表1说明：1）倒话、五屯话、唐汪话的100核心词依据阿错提供的数据统计，诶话、莫语、回辉话的据笔者统计；扎话的依据“藏语在词汇上未能彻底进入扎话的最核心部分”（孙宏开等2007：2608）；2）回辉话始发语的占语究竟是属于南岛语VSO型还是南亚语SVO型，或者是南亚语中的混合语，学界的说法不一。我们推测，占语可能不是典型的南岛语类型，古占婆国在被越南攻占并最终被吞并的近800年间，占语很可能发生了结构性的深刻变化，其语序可能已经不是典型南岛语的VSO，而变成了类似越南语的SVO型，这与汉语是一致的（曾晓渝、尹世玮2011）；3）表中倒话、五屯话、唐汪话、诶话、莫语、扎话、回辉话的常用词均以目标语为主。

　　②孙宏开等（2007）主编出版的《的语言》中总共收了129种语言，其中“混合语”类所列的5种语言是五屯话、唐汪话、诶话、扎话、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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