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在境内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语言，比如倒话、诶话、莫语、回辉话等。这些语言是作为母语传承的独立语言，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们不是由某个祖语继承或分化来的，而是两种（或多种）不同语言深刻接触所导致的语言质变结果，因此难以在语言谱系树中确定它们的地位。

　　语言质变不同于语言衰变，它是语言转换的表现形式之一。

　　语言质变是一个过程。两种（或多种）语言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它们的语言类型差距是否对接触变异的结果发生作用？或者说，语言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是否会使深度语言接触所发生的语言质变现象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存在指向差别？这个问题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尚未找到相关论述，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也很少，而且也未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文拟围绕语言类型差距与语言深度接触导致的语言质变现象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语言质变的结果是不是“混合语”，暂且不予讨论。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最普通也最神秘，尤其语言接触变异错综复杂，因此，对于什么是混合语、甚至究竟有没有混合语等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学者们因各自掌握的语言材料、研究视角方法不同，所持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国内外学界的语言接触研究仍相对薄弱，理论性著述很少。笔者所读到的美国学者Weinreich（1970）、Thomason&Kaufman（1991）、Thomason（2001，2007）等经典性著述中采用的语种语料很有限，的语言更是极少涉及。鉴于此，本文着眼于境内的几种特殊语言进行分析解释，以此为语言接触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资料，并基于这些语言质变事实，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讨论。

　　2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2.1倒话

　　倒话是四川甘孜藏区的一种特殊语言。两百多年前一批汉族清兵被派往河口（即今甘孜州雅江县河口镇，倒话主要使用区）驻兵镇守，汉族船夫也被征来经营渡口，他们逐渐与当地人联姻，世代居住繁衍成为如今使用倒话的居民。倒话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方面，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其基本词汇中来自汉语的词占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语法结构层面上又与藏语的SOV语序和动词的体、态、式、情态等语法范畴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意西微萨·阿错2003，2004：6）。

　　倒话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种设想是：倒话是在高度交际压力下形成的家庭藏汉中介语，再经过第二、第三代的石化最终形成的。在汉族军人、船夫与藏族妇女所组成的第一代家庭里，父亲与母亲之间用各自的母语无法沟通，为了生活，他们被迫学习、迁就对方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倒话——词汇主要来自父系，语法主要来自母系。但这一设想的问题是，家庭中的汉族男主人（军人、船夫）能够或有必要掌握复杂的藏语语法吗？而且，交际压力导致产生的皮钦语是相互简化，倒话的语法不仅未磨损藏语的特点，还加入了汉语数量结构、被动句式的特点，似乎更复杂了。

　　另一种设想是：当初雅江河口镇驻军营地是藏区中的汉语方言岛，汉族军人及船夫由于其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并无生存上的交际压力，他们可通过当地藏汉双语者（藏族历来有懂汉语的知识分子或商人）与藏族人交流。而嫁入军营的藏族妇女因生存压力学习汉语，逐渐成为双语者，不过，她们的汉语是“不完全学习”的结果——词汇是汉语的，语法则自然带入了藏语的复杂特点。并且，为区别于周边藏区语言，显示其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军营中的藏族妇女因其特殊身份自觉使用了一种既不是藏语也不是汉语的独特语言，并作为母语一代代传承下来。

　　2.2诶话

　　诶话（五色话），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乡中自称为“诶[]”族群（其民族成分为壮族）的人们所说的一种作为母语的语言。诶话的特点：1）100核心词62%是壮语的，常用词60%是汉语的（侗台语言里汉借词平均比例为27.6%）；2）词法、句法以汉语为主色调，修饰成分位于中心成分之后的仅占常用词语的8%；3）韵母、声调与当地汉语土拐话十分接近，而清鼻、边音声母则同于侗水语言；变调韵律特征显示出了汉语、壮语两个同等重要的来源。总之，诶话的语言结构与要素各个层面里，汉语、侗台语言的成分是交错融合浑然一体的，它既不是侗台语言，也不是汉语（曾晓渝、高欢2010）。

　　在广西，尽管长期以来汉语和壮语作为优势语言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很大，但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具有独立性，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可是，诶话却是一个例外。根据当地传说，诶话族群与明朝的“以蛮制蛮”政策相关，他们的先民很大可能是来自壮族为主的侗台民族与汉人共同组建的当地驻军，因为历史上融水县地处军事要塞之地。对于诶话的形成机制，我们也有两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在相对集中封闭的军营里，以壮族人为主的士兵们与当地其他侗台民族的妇女（相当部分来自侗水语支民族）通婚组成家庭，这样，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母语的交际压力度是相当高的；同时，一般说来军营里的汉人具有优越地位，所以，士兵及家属们还不得不对外以汉语交际，于是开始有了侗台、汉族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中介语。这中介语逐渐固化，形成了这个特殊社团的母语诶话。

　　第二种设想：作为以壮族为主的士兵和以当地仫佬族为主的家属们基本上都是汉语和本族语的双语者，由于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集中的以汉族军官为权威的军营中，日常用语更多地使用汉语，他们的汉语中自然要带入自己的母语成分，而母语中又自然带入了许多汉语成分。值得强调的是，这群军人及家属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语言要区别于周边老百姓的“别同”心态，而这种语言态度决定了诶话的形成，并作为母语传承下来。

　　2.3莫语

　　莫语是贵州荔波县莫家人和锦家人所讲的语言，莫语与水语同属于侗水语支。莫话、水语、布依语都属于侗台语族，就核心词而言，莫语水语关系词在90%以上，莫语布依语关系词不到80%，但是在常用的一千词中，莫布关系词的数量有超过莫水关系词的趋势。语法方面，三种语言十分相似，只是在极细微的地方布依语和水语略有差别，这时，莫语往往和布依语一致。莫语与布依语的接触是深刻的，与水语相比，莫语无论在语音、词汇及语义、语法方面，都表现出很强的布依语特征（王宇枫2005）。

　　设想早期莫家、锦家人从以水语为主的环境中迁离至布依族聚居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他们内部用莫语，另一方面，他们学会了当地强势的属于壮傣语支的布依语。根据田野调查，莫家人与布依族彼此认同，他们普遍结成婚姻关系，莫语者的民族成分是布依族。可以认为，莫语产生的最直接的动因在于莫家人内部普遍的双语制，与布依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社会生活，促使莫语逐渐形成了“水语布依语化”的独有特征（参见王宇枫2011）。

　　2.4回辉话

　　回辉话是海南三亚回辉、回新两个村庄回族人所讲的语言。回辉话的主要特点：1）100核心词中63%来自占语拉德语，日常用词则55%来自汉语（其余的约18%回辉话特有词，23%占语拉德语词，3%侗台语词）；2）基本句型为SVO，与汉语、侗台语以及南亚语的语序一致，修饰语基本中心语之前；3）声母、韵母、声调结构系统及单音节语素特点与当地汉语闽方言和黎语有很高相似度。因此，回辉话是由占语与汉语、黎语等长期深度接触而发生质变的一种特殊的独立语言，已蜕变了南岛语的基本类型特点（曾晓渝、尹世玮2011）。大约自宋代开始，三亚的回族先民或因经商或避难迁徙，从占城来到三亚，近千年来，回辉话的先民在与当地汉族人和黎族人的交际过程中，成为熟练的双语者甚至多语者，同时，又由于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的强大凝聚力，使他们始终保持营造着本族群的语言特色，于是逐渐形成了回辉话这种特殊语言。可以说，民族别同心态是产生回辉话的根本动因。

　　2.5小结

　　一般说来，语言质变的根本动因亦即形成机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A、B两种不同语言单语者在高度语言交际压力下产生皮钦语或克里奥尔化；另一类是A、B（或者还有C）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一种新语言。

　　上述境内的特殊语言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均无文字记载，根据田野调查研究，我们只能推测其形成机制有的既可能是第一种，也可能是第二种，或者两种交错，因为这两种情形不是绝对对立的。不过，我们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性大些，即这些特殊语言很可能是双语人在特定环境中因其族群的别同心理而蓄意造出的。无论是哪一种动因机制，都造成了语言的质变。那么，其质变结果是否因为相关语言的类型差距大小不同，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中存在指向差别呢？

　　3境内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比较分析

　　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中，通常依据说话者的身份、言语态度及语言现象将相接触的语言分为始发语和目标语。根据对倒话、诶话、莫话、回辉话，以及与之性质相同的五屯话、唐汪话、扎话（孙宏开等2007：2508-2620）这些特殊语言的结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它们在100核心词、语法、语音特征上有明显的类别差异，而这种差异和始发语与目标语的类型距离大小存在一定关系。如表1：①

　　在表1的基础上，提炼归纳出表2作比较。由于丙类的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存疑，暂不作重点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两类：相接触语言之间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其语言质变结果在核心词和语法特点两方面所体现的目标语、始发语主要特征正好相反；二者的一致之处在于语音要素以始发语为主，一般常用词以目标与为主，这说明语音的底层干扰力很强，而一般常用词是比较容易习得改变的。

　　那么，这甲、乙两类反差现象的发现，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下文将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