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围绕票价产生的一系列分析不难看出，战后中国私营电影公司所处的产业环境非常复杂，国民政府的官方调控又倾向于观众一方，这无疑给私营影业的生存造成了困境。在与国家政策博弈，与同行进行市场竞争的同时，各个公司还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伪华影的遗留问题。曾经为伪华影拍过戏的电影人被称为附逆影人，他们引起了具有民族主义者的仇视，需要接受国民政府的审判；在事业上，他们难以为继，因为很少有公司有胆量接受他们。对于附逆影人的评价以及处置直接影响到电影业的发展前途。文化界对于他们的看法也存在争议，一方本着民族主义立场坚决对其抵制，并将其贬低为影界的缺陷；另一方对他们的看法比较理智和客观，认为他们也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良心仍在，仅仅拍摄了一些娱乐电影，而且将爱国之心委婉地表达在表演与创作中，值得同情。

　　电影界的看法则更倾向于对附逆影人宽大处理，认为这并不是附逆影人的个人责任，而应看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民族国家造成了危害，这也和国民政府的司法对于他们的处理精神——不论其伪不伪，就问其奸不奸，也是符合的。③最终，国民政府当局基于慎重考虑，对于附逆影人采取了宽松处理的方式。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营电影业由于“人才荒”而产生的制片困境。

　　综上所述，战后私营电影业的产业发展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国家政策对于影业的调控，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大于内容，也就是说在当时国家的强控之下，私营影业的发展空间其实不大；在内战的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严肃认真的私营电影公司需要和粗制滥造的一片公司、小型公司抢占市场份额，步履维艰，像昆仑影业公司这样秉持着严肃制片态度的公司，后期运转基本是靠《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发行放映费用来支撑；观众阶层意识的觉醒与建构自身银幕形象的文化意识与制片方形成一种互动，同时这也意味着加大了片方制作影片的难度，因为观众阶层的分化导致影片创作众口难调，随之引起矛盾在所难免。

　　因此，战后私营电影产业的发展处于国家政策与市场竞争的夹缝中，怎样筹集制作资本，获得更多的创作资源，提升电影品牌效应，改变现有的人才结构，形成自有的竞争优势，在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成为他们的首要问题。

　　注释：

　　①《影剧名流对〈假凤凰虚〉影片纠纷的意见》，《申报》，1947年7月24日第2版。

　　②《上海市汽车司机业职业工会为〈玉人何处〉影片交涉结束公告》，《申报》，1947年12月13日。

　　③蔡楚生、史东山：《解决上海电影界忠奸尺度的问题》，《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作者简介]褚亚男（1980—），女，河北保定人，电影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历史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