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票价的涨幅牵动了官方、院方、片方、观众群体等多方的利益，就票价涨幅的难度和实际涨幅的票价而言，院方与片方的经营困难自不必说。不过，此时私营影业面临的这一困境也应该客观地看待。一方面，票价涨幅度不大影响了影片的分账，西片商对于发行利润很低非常不满，票价屡次调整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最终导致美国电影商人不再向电影院输送新片。在上海，很多首轮影院是以发行西片为获利的主要来源，西片商停止供片必然激化官方、片方与院方的矛盾，而且在混乱的时局中，以电影为维稳工具的国民政府必然不会在票价问题上偏袒院方；另一方面，西片停映为国片打开市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从而也给片方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当时的私营电影制片公司拍摄了一系列优秀国产电影，类型涵盖了谍战片、恐怖片、时装片等。其中以昆仑影业公司的电影作品最为严肃，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文华影业公司的作品重视艺术的表达与市民生活的反映；其他如国泰、大同等也生产了数量可观的影片，满足了当时观众的需求。

　　由于政府对于票价涨幅的严格控制，促使大量工薪阶层获得了看电影的机会。这一情况和战前有很大区别。有一些制片机构对于观众层次的调整是后知后觉的，因此他们的影片出现了一些工薪阶层不能接受的情节与画面，并且引起了争端，无形中这也给片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47年的《假凤虚凰》风波即是一例。此片中描写理发师石挥化装自称华侨以及求婚时用剃刀自杀等镜头都被认为是对理发师的侮辱。试映该影片的大光明影院被上海市理发业工会会员及同业公会会员包围，数千名前来观影的市民不能入场。

　　理发业同业会公会通过报界公开发表对于该风波的不满。理发业同业会站在理发师群体的立场上较为理智地表明态度：应该合法地解决该争端。建议理发业界与片方、院方将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蛮干，以防为不良势力左右事态发展，将情况扩大化、严重化。理发业同业会希望院方在影片修改之前停止放映该片，并且希望导演黄佐临能够出示创作依据，为何将理发师塑造为影片中的形象。理发业同业会向文华公司提出修改意见多达数条。

　　影评界则认为这是特定观众群体接受产生的认知差异。欧阳予倩就该风波表示：“与其说是讽刺理发师，不如说是讽刺某一种不合理的企业公司经理，这种故事用喜剧来表现，处理得很满意，如果在结尾处，理发师依赖了女人坐了汽车，住了洋房，这才是真正的侮辱，而现在三号终于放弃了虚伪，在自食其力的情形下，结束了这一个故事，似乎不应该再有误解的成分存在。”①

　　同年，上海市汽车司机职业工会认为大中华电影公司制作的影片《玉人何处》有侮辱汽车司机的嫌疑，对此提出抗议。经过交涉，大中华电影企业公司将工会提出的四点要求中的一、二点（汽车夫女儿有什么了不起，汽车夫都爱偷汽油）进行删减外，三、四点因为技术问题不能修改，但是可以在片头配以中文字幕声明致歉并加以打破阶级观念，提高司机地位的标语以解除误会。②

　　文华影业公司与大中华电影公司的影片风波是当时引起多方关注的文化事件。一方面，工薪阶层的观众群体开始意识到自身银幕形象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这反映出当时工薪阶层文化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觉醒，也说明了当时观众对于电影的艺术理解存在很大偏差，行为也较为过激，影响了影片的正常放映。

　　工薪阶层出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将自己的意见与电影形象的建构结合起来有一定合理性，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美好愿望建构职业工人的形象并不过分，但是私营公司的电影创作兼有商业性和艺术性，在不违背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对影片中虚构的形象并不担负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这些电影事件的发生促使片方调整制片策略以适应观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观众接受与影片制作的巨大差异，在特殊的环境，差异被激化演变为矛盾和势力对峙，情况就会严重化、扩大化，此时片方面对观众群体的变化，制作压力也随之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