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后上海私营影业公司在国家政策与市场竞争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对于他们来说，通过何种渠道筹集制作资本，获得更多的创作资源，提升品牌效应，形成自有的竞争优势成为发展的首要问题。本文对战后电影的生产、发行和放映进行历史考察后认识到，票价的涨幅成为这一时期电影发展的焦点问题，由于票价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促使制片方调整了生产机制与发行策略。对于以上问题的细节钩沉以及场景再现，展现了这一时期私营电影发展的历史境遇。

　　[关键词]战后上海电影；国家管控；私营电影；产业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52WW1220）。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大批电影人返回上海，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市民对于电影需求也呈上升趋势，因此孤岛时期保留的商业电影余脉又得以复活，这些都促使上海私营电影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不过，此时国民政府加强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大力扩充官营电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营电影产业的发展。下面围绕着票价涨幅问题从电影生产、发行与放映的层面来对战后私营电影产业的历史境遇进行分析。

　　战后上海私营影业的发展既有机遇，又面临困难。内战时期的通货膨胀现象直接波及了私营影业的收益。国民政府对于私营电影持有的态度使很谨慎的，表面上看，国民政府十分支持私营影业的发展，因为政府充分意识到了电影对于维持社会和谐，稳定人心的重要作用。但实际上，基于电影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国民政府对于票价的涨幅控制地十分严格，这极大地限制了院方与片方的商业效益。

　　当时，电影院是没有擅自改变票价的权力的，不管是涨价还是降价，都需要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批程序。在这一程序中，私营电影院首先需要向同业公会递交一个详细的申请以说明票价涨幅的依据，而后同业公会将这一情况逐级呈报给市政局、社会局、警察局。如果上述环节中有一个出现问题，院方都无法调整票价。如果私自变动票价，院方会将受到政府的严厉处罚，在同业会中也会陷入同行的责难。即使审批环节顺利通过，也会出现票价上涨的幅度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甚至实际票价低于原有票价。票价与院方、片方的收益直接挂钩，如果物价上涨了，票价无法相应提高，就会影响到双方的利益、资金的回笼以及影片的再生产。

　　国民政府重视电影维稳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完全不考虑电影制作方与发行方所遇到的诸多困难。在政策的层面还是给予私营电影一些应有的发展空间。限价座位政策的提出就体现了这一构想：国民政府为了鼓励市民走进电影院看电影，通过娱乐放松身心，缓解社会矛盾，就不得不把票价控制在市民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与此同时，片方、院方怨声载道，为了让他们也获利，正常地运转，国民政府就通过在电影院中设置限价座位的方式，调节观众与院方的矛盾。这样一来，票价可以有一定涨幅，院方可以获得发行收益，片方可以收回制作成本，获得生存的空间，观众也可以通过购买限价票来看便宜的电影。

　　由于通货膨胀，经济状况恶化，国民政府又适时调整限价座位的价格来鼓励观众看电影，否则很多市民观众会因为货币贬值，经济困窘而无法购买电影票。这一举措使院方产生反感，很多影院都擅自涨价，并且虚报限价座位的席位，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同时，电影票也成为黄牛党发财的一个途径。

　　为了肃清电影票价涨幅的混乱局面，打击黄牛党，官方再次出台相关政策，并且加大管理力度，要求社会局、警察局协同影业公会彻底查清各个影院的限价座位席位，严禁虚报和瞒报；对于院方而言，必须严格执行百分之三十席位为限价席，并且将调整后的席位上报官方进行公示。如果院方违反了社会局的相关规定，将会受到违反限价条例的惩罚。针对黄牛党抢购限价票的现象，社会局也会依法论处，如果院方与黄牛党勾结，一旦发现也会严惩不贷。对于观众来说，限价票也是一票难求，不许提前购买，购买后立即进入影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