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南北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促进杂剧题材倾向的发展演变

　　一方面，体现在杂剧内容衍变上。北戏的创作者多文人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修养，如“元曲四大家”中的关汉卿曾经参加过“玉今书会”。马致远早年曾经热衷功名，自称“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尽管这些大家有着丰富的学识涵养，无奈科举废除，不能应科取士，堵塞了这些读书人能够晋身仕途的唯一道路 ，因此内心多愤懑不平之气。牢骚抑郁之态必要通过其作品即戏曲中的人物表达出来，这样就造成了北方杂剧在题材上重感情而弱化故事情节的趋势。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关借助窦娥的身份，对黑暗的吏治和残暴的社会等级制度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与控诉。不能不说这里面饱含了作者对元代黑暗社会的控诉与不满。又如杨显之的《潇湘夜雨杂剧》，作者借助崔鸾的身世遭际，一方面伸张女权，呼吁对女性的保护和尊重，控诉男子停妻再娶，甚至栽赃陷害的龌龊行为和不仁不义；另一方面，对老百姓深受残暴的吏治压迫的无奈和忍耐的心酸生活状态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南戏杂剧作者创作群体以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为主。造就了南戏内容注重丰富戏剧故事情节而少情感抒发的特点。许多南戏具有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体现了群众对社会时事的看法和社会参与，如根据周密《癸辛杂志别集》卷上《祖杰》条的叙述，《祖杰》戏文写的是元代初年，温州乐清县僧人祖杰勾结官府仗势欺人的故事。祖杰私蓄美妾，藏于俞生家中，俞生不堪邻人嘲诮，携家逃避，祖杰以弓刀藏其家，诬俞私藏军器，以致俞生全家惨遭杀害。乡人不平，申告官府，未得受理。于是有人编撰了这个戏文，广事宣传；官府最后以众言难掩，乃将祖杰处死。这是发生在温州的一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它反映了元朝吏治黑暗、僧侣们无恶不作的社会现实，也体现了普通百姓在黑暗势力的打压下生存的不堪压迫，以及积极反抗的元代人民大众的战斗精神。

　　北戏南移之后，北方杂剧影响着南戏的创作风格，针砭时事的立场以及对人物的褒贬更加明朗化，如以宋代盲人鼓词为底本的蔡伯喈与赵贞女之间的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变就是一个典型。从南戏《赵贞女与蔡二郎》到高则诚的《琵琶记》发展，体现了该戏剧在创作者身份上由民间到文人的文人化倾向性。早期南戏《赵贞女》里，蔡二郎上京考试长期不归，妻子赵贞女艰难维持家计；料理完公婆的后事之后，赵贞女上京寻夫，不料被已为丞相女婿的蔡二郎拒不相认并以马踩之；最后以蔡二郎的暴死为结局。而高则诚的《琵琶记》里的蔡伯喈本身是个极为孝顺的蔡家儿，性格优柔寡断，重情重义，被迫“三不从”。高则诚在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同时，将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进行了视角移位，归结为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制度造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身不由己，并造就了许多家庭悲剧。在人物塑造上，其中蔡伯喈（蔡二郎）的形象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其一，从《赵贞女》到高则诚的《琵琶记》，把婚恋悲剧的魁首蔡二郎变为了婚恋受害人之一蔡伯喈，删除了蔡二郎形象的不真实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作品所表达的悲剧主题，也提高了悲剧深刻的社会意义。

　　另一方面，从保留的南北曲目看元杂剧在杭州一带的演出情况，体现了对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如关汉卿的《拜月亭》，石君宝《紫云亭》，王实甫《丽春堂》，李直夫《虎头牌》，王仲文《不认尸》等。这些作品皆以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交往为中心内容，旨在传达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之间民族无差别、无界限的深厚友谊和令人动容的深厚情感。

　　《拜月亭》主要讲女主王瑞兰是金国尚书之女，在兵荒马乱的逃难途中与汉族书生蒋世隆结为夫妻。在王父亲的阻挠破坏下，他们曾被迫分离，后经历一番曲折，二人终得团圆结为伉俪。这两个不同民族的男女青年相爱结婚，不仅突破了地位悬殊的门第观念，还克服了民族间的差别界限。《紫云亭》表现了一个女真官员之后与汉族勾栏艺人的恋爱故事。《丽春堂》讲金国丞相完颜乐善与右副统军使李奎在蕤宾节的游戏时引起了冲突，后来释怨会饮于丽春堂。作者歌咏为国建立显赫军功，而又气度宏大的少数民族军事将领。《虎头牌》反映金国高级将领的生活，歌颂了少数民族将领山寿马执法严明、公而忘私的优秀品质。《不认尸》里的亢里不罕是少数民族的官员，为人正直，协助官府弄清了一桩杀人案。

　　这些戏曲都出自少数民族的生活题材，在元代民族矛盾极度尖锐的情况下，这种戏曲得以演出并保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以及中华民族最终融合团结的共同心态，这是文学史上的一大突破。

　　四、结语

　　民族文化融和与南北地域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使论文网站元杂剧在北戏南移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如戏曲的传播与演出兴盛情况，以及戏曲剧种的选择与扬弃、戏曲体制的变革等，都是南北民族文化交融与促使戏曲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变化的直接映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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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穆海亮.论南戏和北曲杂剧在形式体制上的差异及原因[J].殷都学刊，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