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个“符号矩形”

　　列维-施特劳斯认为，结构分析并不能完全地回答它所提出的问题，“这种方法的抱负很谨慎：发现和确定问题，排出顺序，可能解决其中几个，但更重要的是提醒研究人员，如果想涉足那些现在并且肯定将来也会长期悬而未决的大量问题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有益途径”{23}。罗兰·巴特也认为“在结构分析中并不存在可与社会学方法或语史学方法相比拟的那类标准方法”，在将该方法运用于文本分析时，“会使相关结构显现出来”{24}。结合前文的分析，下面进一步探讨文本的潜在意义。

　　在文本中，故事的发生、演变、终结都是聚集在一个家庭单位中。作为构成家庭关系的中枢成员“丈夫”却并未在文本中出现，只是通过迂回的方式默认其存在，如故事开篇即以“万村石氏之妇”宣明其“幽灵般”的存在。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丈夫的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勿论何种缘由，“丈夫”在故事中被碎裂化至“石氏”。关于“名字”与文本的关系，罗兰·巴特在《普鲁斯特和名字》中认为“名字将无任何意义，如果作家不赋予它一种象征性功能的话”。“万村石氏”是文本中唯一确定的“名字”，且整个故事都是在其所构建的封建社会家庭系统中进行的，一开始即以命名的方式划分了人物的从属关系。基于上述分析，以“丈夫”为第四元素构建的模型如下：

　　模型所反映的关于父权社会与女性受压制已无需赘述，为了确切地厘清其内在涵义，首先从影响研究的角度对《狐入瓶》故事渊源的事实关系进行考究。据考证，《聊斋志异》中《妖术》《狐入瓶》与《宫梦弼》皆源于明万历年间周玄所著《泾林续记》一书{25}。经对比分析，在篇幅方面，蒲松龄的《狐入瓶》比《泾林续记》中的故事原本更为精简；在主体方面，蒲松龄以“石氏之妇”替换了《泾林续记》中的“季升”与“众”作为灭弧的力量，而且“石氏之妇”所凸显的形象更为沉着冷静、勇敢果决，不再是“妇大惊呼”了，而是“窥之熟，暗计而不言”。因此，蒲松龄笔下的《狐入瓶》故事已不再是《泾林续记》中的狐故事，甚至不再是以“狐”为中心的故事了，狐只是作为反面的因素来彰显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实际上，“妇”的行为正是清朝女性“觉醒意识”暗涌下的细流。美国女权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凯蒂·斯丹通在谈到女性权利与女性世界的关系时形象地比喻为：女性的鲁滨孙带着她的女星期五在荒岛上，因此“在此情形下，女性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幸福，将运用所有的才能来捍卫其权利”{26}。

　　处于黎明前的清朝女性，暗夜与机遇并存。山川丽说“清一代的学术盛况空前，必然会而且也的确在实际生活中给了妇女以极为显著的影响”{27}。一生科场蹉跎的蒲松龄是“重规叠矩已经僵化了的科举制艺无法牢笼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俊逸之才”{28}，其笔下的女性无论在伦理、审美方面都不再苟同于传统的认知。{29}因此，在《狐入瓶》中，蒲松龄隐去了作为社会核心力量的男性与家庭支柱的丈夫。蒲松龄通过“困境构造”点明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之不易，深究造成其“不平等”的原因，并寄寓了自己对“女性”的同情。这一点，联系稍后民国时期的女性解放大潮时，才能有所领悟其所指。

　　四、结语

　　《狐入瓶》是一个简短的故事，“符号矩形”是一个单薄的模型，但这两者的结合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关于毕业论文格式中国叙事作品解读的可能性。正如施特劳斯所说：结构分析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有可能导入有益的途径。

　　{1}{2}{5} [法]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蒋梓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第245页，第8页。

　　{3}{6} [美]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123页，第109页。

　　{4} 蒲松龄：《聊斋志异》，朱启凯等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7}{27} [日]山川丽：《中国女性史》，高大伦、范勇译，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第7页。

　　{8} 江玢玲：《狐崇拜渊源与〈聊斋〉狐典型的高度艺术成就》，《蒲松龄研究》1995年纪念专号。

　　{9}{15} 李建国：《中国狐文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第267—287页。

　　{10} [日]吉野裕子：《神秘的狐狸——阴阳五行与狐崇拜》，井上聪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5—69页。

　　{11} 陈温菊：《诗经器物考释》，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63页。

　　{12} 许大海：《方术与汉代器物设计》，《艺术探索》2006年第4期。

　　{1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80页。

　　{14} 弗洛伊德在其著作《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中认为，在梦中中空的物体和各种器皿代表女性器官（第354页）。则“瓶”可视为女性生殖器。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一切都是从属于男性的。实际上，这反映的是女性在性与生殖方面都是从属于男性的。

　　{16}{18}{19} 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第7页，第17页。

　　{17} 刘士圣：《中国古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页。

　　{20} “女四书”即蓝鼎元的《女学》、陈宏谟的《教女遗规》、李晚芳的《女学言行录》、王相的《女范捷录》。

　　{21} 李建国在《中国狐文化》中认为狐多化身为美女有“生物学与审美心理方面”的原因，第73页。

　　{22} [德]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页。

　　{23} [法]列维-施特劳斯：《遥远的目光》，邢克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24} [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文集：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

　　{25} 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页，第124页。

　　{26}{27}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第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