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涉黑犯罪的犯罪亚文化分析：行为主体内在的文化裂变

　　从文化角度分析，涉黑犯罪是由犯罪亚文化引起的，但为什么某些群体成员会坚守犯罪亚文化而抛弃主流文化，或者说某些群体会以犯罪亚文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向导，而摈弃主流文化导向的行为模式，从而使自己的行为演化为犯罪行为？这是研究涉黑犯罪和犯罪亚文化最为关键的问题。只有解答了这个问题，才能明白涉黑犯罪产生的内因，否则对涉黑犯罪的产生原因研究，只能停留在表象分析上。以此为基础，对涉黑犯罪的预防机制也只能是权宜之计，并不能从实质原因上找到预防的路径。

　　（一）社会转型期主流文化的失范：犯罪亚文化滋生的契机

　　失范意指失去规范、违背规范。在一个社会中，社会为人们设置了共同努力的目标，而部分人群不能够通过社会所认可的方法实现目标时，会选择社会所不认可的方法实现目标和内心满足。从文化上讲，失范往往就演化为特定群体的亚文化与主文化的文化冲突。

　　就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而言，激烈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文化危机为各种犯罪亚文化的沉渣泛起提供了各种可能和契机，在此过程中，文化失范所带来的犯罪亚文化滋生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宿命。当社会处于转型的变革之时，社会中"出现新的变项"导致"传统的信仰、价值体系无法把它纳入自己的诠释和整合体系"〔16〕，导致持有传统信仰和价值的人群的震动，更重要的是变革理念尤其是文化的变革逐渐触及到人们灵魂深处，所造成的震撼远超社会的其他变项，结果必然是旧的价值体系逐渐被人们所抛弃。被抛弃的旧的价值体系在思维中的空间位置需要新的价值去填充，一般而言，某种新的价值在社会中的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对社会成员产生强大的约束和指引作用，导致社会中的部分成员违背这种文化要求，造成社会的混乱和不安，造成文化对社会的失范。

　　在此期间，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面对部分社会群体的一夜暴富，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许多与主流文化相违背的亚文化乘虚而入，部分自有文化畸形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异化，"金钱万能"、"权力万能"等不健康的亚文化理念充斥在许多人的头脑当中，许多社会群体为了追求财富不择手段。除了内在因素外，犯罪亚文化的衍生也具有外在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拓展，大量国外文化的涌入，不可避免地引入部分消极的亚文化，即"不断涌入的暴力、色情文化和金钱至上的观念"〔17〕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外来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载体特别是部分影视作品，不负责任地对境外黑恶势力犯罪文化大加渲染，导致许多心理尚不成熟的青少年以之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古惑仔现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有学者对这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最先出现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市，然后再向内地蔓延，与这些省市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这也说明了外来文化的传播对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重要的影响。"〔18〕在此内因和外因影响下，黑恶势力犯罪亚文化的滋生拥有了自己的土壤和机会。

　　（二）社会底层群体：犯罪亚文化的授受主体

　　所谓社会底层群体是指其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较低。经济体制的变革打破了原有单一的社会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许多新的社会阶层逐渐涌现。笔者曾对重庆黑恶势力犯罪主体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发现"农民、无业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以及其他闲杂人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力军，是最重要的成员"〔19〕。这其中以年轻人居多，无论是其中的农民、刑满释放者以及无业人员，共同特点是都没有稳固的经济来源，处于经济拮据的困窘状态。有些案件中的犯罪主体，虽然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经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在其"创业"初期，都很贫穷，甚至可以说一贫如洗。正因为其一无所有，导致这一群体更具有提升自己的欲望，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自己困窘的社会状态，"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社会上升欲望'，即所有处于下层社会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自己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要求。"〔20〕由于社会底层群体掌握的社会资源极少，其"社会上升欲望"很难实现，"游民意识"逐渐滋生，使其内在的文化出现裂变。

　　（三）政府控制机制缺失：犯罪亚文化对底层群体导向的可能

　　社会控制是指"约束个人或者群体行为的、使之符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力量"〔21〕。如果出现社会控制机制的失衡及弱化等因素，则很难保证预期效果的实现。因为管理制度规范化的缺失，导致我国现阶段犯罪亚文化的蔓延。比如现在我国对网络的监管就不得力或者缺失，导致网络在犯罪亚文化的传播中具有很大的市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促进了市场繁荣；但另一方面，网络等大众传媒迅速发展，也使网络中的黄赌毒文化盛行。再比如，转型期经济的发展促使大量农村人员进城务工，流动人口不断增加，造成大量城市边缘人口，这些边缘人口主要居住于城市边缘地带，基本不受本地区社会控制机构的约束，且由于没有条件接受相关教育，与城市中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处于流动中的社会成员，往往不易接受社会规范的有效约束，诱发社会文化心态失衡的因素不断增加。"〔22〕这也使得城市边缘人口自身不仅处于"身份"的边缘，更处于文化的边缘，容易形成游民意识。所以，在转型社会中，随着原有社会控制机制的逐渐弱化，犯罪亚文化逐步蔓延，影响不断扩大。因此，政府控制的缺失使处于边缘地带的底层群体很容易找到改变自身的路径。犯罪亚文化在这些政府控制缺失空间给了底层群体期望，犯罪亚文化逐步取代了主流文化对底层群体的导向。底层群体也在心理上接受了这种犯罪亚文化价值，形成了自己的行为模式。最终，底层群体在外因和内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内在的文化体系裂变，导致犯罪亚文化成为犯罪人的行为模式的主导。

　　五、黑恶势力犯罪预防：消解犯罪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蚀

　　钱穆先生所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23〕作为深受犯罪亚文化影响的黑恶势力犯罪，主流社会尤其要从黑恶势力犯罪产生的亚文化原因出发，以文化为重要措施对黑恶势力犯罪进行严格预防和控制。

　　（一）加强主流文化理念灌输，降低犯罪亚文化的消极作用

　　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社会实践亦或从人本身的特点来看，面对转型社会主流文化断层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树立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预防犯罪都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尽管其效果可能未必如"严打"那样立竿见影，但由于犯罪亚文化与犯罪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构建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入手建立防控黑恶势力犯罪的长效机制，不失是一种防控黑恶势力犯罪的可行办法。在具体操作上，首先，必须巩固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增加其凝聚力。"当社会形成统一的价值目标，或者说当社会形成一种强大的主流文化时，不管这种价值或者文化的性质如何，社会总会呈现出一种稳定和团结的状态，犯罪率就会降低。"〔24〕所以，我们应该重视教育文化事业，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宣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主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基础。其次，针对社会中现实存在的"金钱至上"、"权力至上"等亚文化，必须从根源入手，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杜绝权力腐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权力观。最后，对外来文化，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应加强审核力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合理吸收外来文化有益成果的同时，坚决杜绝色情、凶杀、暴力等犯罪亚文化在国内的传播。通过积极向上的主流文化的构建，铲除黑恶势力犯罪的文化基础。

　　（二）增加对底层社会群体文化投入，消减犯罪亚文化的授受主体

　　在转型社会，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社会阶层逐渐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的差异也使得文化冲突愈显激烈，值得我们加以重视。正如上文所述，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工、无业者以及刑满释放人员成为黑恶势力犯罪的主力军。笔者认为，一方面，在农民工及无业者群体中，我们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积极倡导勤劳、合法致富的价值理念，整合、控制"游民文化"在农民工及无业者群体中的传播，避免这一群体文化与主流文化发生断层，平复文化冲突，努力引导其融入城市生活，防止黑恶势力在这一群体中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刑满释放者这一群体"游民意识"较之上述两类群体更为浓厚，对刑满释放者在其服刑期间的文化教育应更为重视。教育和改造一直是我国预防犯罪分子重新犯罪的根本措施，我国监狱的服刑人员教育完全由监狱承担，但据重庆市江北区关于服刑人员现有教育改造措施效果的调查显示，224%的服刑人员认为监狱教育缺乏实效，59%的服刑人员认为教育项目安排不合理，59%的服刑人员认为施教人员授课能力不足，只有228%的服刑人员认为现有教育措施"能够改变自己的一些认识"。〔25〕为抑制黑恶势力犯罪在刑满释放人员群体中的高发趋势，现有服刑人员的教育模式应做适当调整，将服刑人员教育与国民教育接轨，使服刑人员教育由封闭走向开放，避免这一群体与主流文化相脱节，减少黑恶势力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