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弱的、不满的女性对于美化、深化生活具有想象力,而不满的男性——总是以男子大丈夫的形象出现——对于改善、稳定生活具有创意。
前者有时甘愿让自己受骗,也乐意接受一点麻醉和狂热,这就表现了她们的弱点和妇道人家的本性。但从总体上说,她们从来就是得不到满足的,且为这无法医治的不满而苦恼,促使一些人创造麻醉剂、镇静剂一类的安慰办法,但她们正因此怨恨那些把医生看得比牧师还重的人,这样,她们是在为现实社会的苟延残喘而助兴了!假若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没有无数这样的不满意者,也许就不可能产生欧洲人哪闻名的不断思变的能力了。
男性不满者的要求过于粗略,从根本上说要求不高,故总能获得安宁。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大人物的知足导致求变的能力已经灭绝达数个世纪;如果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国家偶像崇拜者首先铲除那病态的、柔弱的、妇道的、至今犹浓厚存在的不满和浪漫,那么,他们采取的改进和稳定欧洲生活的措施将可能导致中国那种状况和中国式的“幸福”。
欧洲是个病人它应深深感谢它的无可救药,感谢疾病的不断变化。持续的新形势、新危机、新痛苦、新解救办法最终将产生一种过敏的离职,这敏感差不多就是天才,不管怎样总不可能称之为天才之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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