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柏拉图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分别侧重于人性“家庭性”与“理性”两个不同方面。 
　　孔子的理想秩序观以“家庭性”为逻辑起点。孔子视血亲伦理为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情感，为人性之本，故尤为注重人的家庭属性，往往把人首先置于一家之中予以考虑。正如赵汀阳所述“传统意义上，‘人性’和‘家庭性’便在理想条件下是被认为是一致的。就儒家思想传统而言，家庭性几乎构成了对人性的完全充分论证。”由于孝、悌为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孔子亦把孝悌视为个人修养之根本，并主张予以推而广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犹一家的“大同”境界。故孔子是以“家”来理解社会、国家、乃至天下，认为只有良好的伦理修养，和睦的家庭关系，国家才会安定有序，天下才会太平。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人性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柏拉图重理性，认为宇宙、国家、个人皆天然被赋予了理性，“理想国”即是基于灵魂三分（理智、激情、欲望）及其理性假设而层层构建起来的。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因而，可以说是理性支撑起了柏拉图理性世界的大厦。 
　　从中西方政治发展的脉络来看，“家庭性”与“理性”可谓中西思想文化的基底，左右着中西方政治、秩序、及文化的走向。西周以来，政治越来越走向与伦理相结合的道路，伦理政治成为古代的主要特色；相较，西方自古希腊即注重节制与理性，轻伦理，而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标志着西方伦理与政治的彻底分离，现实政治则成为其主要特色。而这种趋向从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就可见一斑。

三、修仁循礼与分工/法律：孔子与柏拉图维系秩序运行的方式

　　“仁”、“礼”为孔子思想的精髓，作为基本原则理念贯穿于孔子秩序观的始终。“仁”为“礼”的内核与灵魂，“礼”为“仁”的外在制度框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共同维系着孔子理想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仁者，“爱人”，它根植于血亲伦理之情，重自身内在之修养，推崇仁爱众人之心。“仁”集中了孔子对个人行为道德教训的精髓，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题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视为仁之本，亦为做人之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以孝悌为支撑，整个社会将形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状态。“礼”缘仁情而作，以仁、德为内核，“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作为外在的制度框架，“礼”亦根植于宗亲血缘，通过规范行为来加强内心修养，以促使德性内化。“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只有再以“礼”约束之，才不会离经叛道，故“不知礼，无以立也”。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