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形态等基本要素，本文拟对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进行差异性比较，以期较为系统清晰地展现出文明发端时中西文化差异的某些印迹。

　　一、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中西方不同的文明形态

　　长期以来，华夏地区与古希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分别形成了农耕与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 
　　华夏地区以陆地为主，依托土地而发展的农业为其主要经济形态，农耕文明即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因“周人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氏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始祖。从国王起‘卑服即康功田攻’，就因这样才得灭商而有天下”，故西周建国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由于土地的固定性，大量从事农耕的农民就被牢牢束缚到土地上，以家族为单位长期在一个地区繁衍生息，除非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动，农业的属性决定了华夏人思想上保守、仁爱、安天命的特性。相应，华夏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文化”，即敬宗法，以宗亲血缘为中心来判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亲，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分封制即是这种文化在政治上的体现。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以半岛、海洋为主，依托海洋而发展的商业贸易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故商业文明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腊城邦内的居民首先是商人，主要从事海上经济贸易，人口流动较大，商业的属性决定了希腊人思想上冒险、理智、崇尚人自身力量的特性。相较华夏地区的“家文化”，可以说古希腊所形成的是一种“海洋文化”，重个人权利，追求平等与自由，政体的选择上亦旨在实现公民的良好发展和城邦正义，显得灵活多样。柏拉图所在的雅典，为古希腊典型的海上强国，商业贸易发达，并曾以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城邦希腊，造就了希腊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可以说，彼时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及文化特性直接影响了孔子与柏拉图对其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而孔子与柏拉图恰如其中的“仁者”与“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经济背景下，各自设计出了不同的秩序模式，预示着今后中西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二、家庭性与理性：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